论再造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基层民主权威_0.docVIP

论再造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基层民主权威 【摘 要】 中国 近30年来的 农村 改革，旨在再造农村市场 经济 的微观基础和基层民主权威，建立适应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 的农村经济新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但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全国9亿农民饱受“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煎熬，乡村社会出现了“治理危机”。下一步，应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 政治 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综合性改革，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农村综合改革；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市场机制；基层民主；新农村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对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基层民主化进程总是持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认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农村作为传统经济中 自然 经济色彩最浓、经济发展水平最薄弱的环节，其运行机制基本上已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1]（p6），“通过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党领导亿万农民为中国农村找到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2]。温家宝总理日前发表署名文章也指出，“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我们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第三步，实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这三步改革始终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3]。其实，这些宏观上的实践 总结 和 理论 概括都是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这一指导思想所得出的价值判断，尚不足以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极其复杂、曲折、且多变的艰难历程。正如著名农村 问题 专家杜润生先生提出的，“理论上揭示并不等于实际上解决问题，尤其是当问题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时更是如此。可以认为，至今这一问题仍然存在”[4](p145)。本文重点从实证 研究 的视角入手，主要围绕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这两大主题，试图对我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中一再出现“看似容易、解决却难”的现象加以系统总结和评价，以期对下一步 科学 制定农村综合改革的整体方案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有所裨益。 一、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几个重大难题透视 我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对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起到了示范效应。“农村改革开始，一个优先的目标，就是解决农村微观经营机制的问题，即将人民公社体制改变为家庭承包制。可是，仅仅这一步，并没有解决经济发展的宏观机制，即市场经济机制问题”[4]（p146）。所以，继1982年至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之后，“我国深化农村改革主要围绕以下三项指标进行：（一）确立农户自主权；（二）发育市场体系；（三）继续展开优化产业结构。这三项目标实现的程度，将视作衡量农村发展成功与否的标志。然而，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就不能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 历史 使命告一段落”[4](p145)。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农村进入了一个“市场化改革”的新阶段。但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全国9亿农民饱受“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煎熬，乡村社会也出现了“治理危机”。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农业生产要素已不是留在农村内部使用了——城市扩张，大规模占用农村土地；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 企业 得以雇佣最廉价的劳动力，几乎什么社保都没有；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每年各个银行抽走农村大量资金。而当农村发展必需的生产要素都被抽走的时候，就算农民再有志气、有天大本事也没用”[5](p26)。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全国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总有无数双“看得见的手”（政府）、“看不见的手”（市场）、“第三只手”（乡村干部）齐刷刷地伸向农民，“有些地区的农村人口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6]（p1）。于是，不少地方的农民在近乎陷于绝望和迷茫中喊出了“市场究竟在哪里？”、“农民到底种啥最值钱？”、“农村究竟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搞市场经济又怎么样？”、“搞市场经济还不如计划经济”等等这样的牢骚怪论。可见，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