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认同意识及其在诗学上的表现_0.docVIP

论孟子的认同意识及其在诗学上的表现 提要：孟子是孔子之后先秦士人阶层自我认同意识最突出的体现者，这种自我认同意识是士人阶层对自身 社会 身份、文化理想、 历史 的责任与使命的理解与反思，是这个社会阶层成熟的标志。孟子的诗学观念与他所代表的士人阶层的认同意识密切相关：孟子对于诗歌功能的理解是以士人阶层清醒的自我认同为基础的。 关键词：认同意识人格理想士人阶层诗学 作者简介：李春青，男，1955年9月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 研究 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这里我们将讨论如下 问题 ：孟子与士人阶层的自我认同；孟子的人格理想及其与孔子的差异；诗在孟子言说中的地位。 一 我们先来看孟子与士人阶层自我认同的关系[i]。我们知道，孔子的 时代 是士人阶层形成的初期，同时也是士人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时期。因为这个阶层是最敏感并且善于思考的社会阶层，所以即使他们还不够成熟，却已经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例如孔子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子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以及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等等，都是士人阶层的自我意识，是他们的角色认同。 到了孟子，这种士人阶层的自我认同又有了进一步 发展 。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梁惠王上》）又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滕文公下》）又有“士不托于诸侯”及“一乡之士”、“一国之士”、“天下之士”（《万章上》）之说。这都说明孟子和孔子一样，都对于“士”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有着极为清醒的觉知，这是士人阶层自我认同最为突出的表现。根据这种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士人阶层乃是社会的精英，肩负着拯救这个世界的伟大使命。在他们看来，除了士人阶层之外，世上再没有什么力量有能力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了。他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自我砥砺，正是欲使自己的品德与才能足以适应肩负的使命。所以孟子十分自信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先秦士人思想家，无论那家那派，大抵都怀有这样一种豪迈的志向。总体言之，孟子对孔子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在 政治 理想方面，孟子较之孔子更加具有乌托邦色彩。孔子当然也是一个乌托邦的建构者，他的“克己复礼”表面上是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实际上却是谋划一种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仁”——其体为内在的道德意识，其作用为和睦的人际关系——是这个价值体系的核心。但是孔子毕竟较多地借助了西周的文化资源，其“正名”之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叹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论都令人感到一种复古主义的浓烈味道。也就是说，孔子的乌托邦精神是隐含着的。孟子则不然，他虽然有时也不免流露出对所谓“三代之治”的向往，但是其对社会制度的想象性筹划却是纯粹的乌托邦：“制民之产”（“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 经济 政策、“与民同乐”的君主政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际关系、用“仁义”统一天下的“王道”策略，都是极为美好的设想，是士人乌托邦精神的集中体现。这是因为孟子的时代西周时期的政治制度较之孔子之时破坏的更加彻底，故而即使是儒家士人也已经失去了恢复周礼的信心，只能建构更加纯粹的乌托邦了。 二 在人格理想方面，孟子同样是继承了孔子的基本观点但又与孔子有了很大的不同。孔子所描画的人格境界基本上是一种君子人格：彬彬有礼、谦恭平和、从容中道，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于圣人境界，在孔子看来，即使是尧舜这样的人也还有所不足，更遑论他人了。在孟子这里成圣成贤的信心似乎远比孔子充足。他心中的理想人格主要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如果说孔子追求的人格境界还主要是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即遵循礼教的君子，那么，孟子所追求的则主要是特立独行的豪杰之士。所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说的是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武精神；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也说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武精神。显然，孟子的人格理想少了一点“文质彬彬”，多了一点雄豪刚猛。 第二，在人格修养的工夫上，孔子注重诗书礼乐与文行忠信的 教育 ，强调由外而内的 学习 过程，也就是所谓“切问而近思”与“下学而上达”；孟子则强调存心养性的自我修习、自我提升的过程，亦即“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如果说“礼”在孔子那里还是最主要的行为准则，那么到了孟子价值观念系统中“礼”已经不再处于核心的位置了。相反，倒是在孔子那里“不可得而闻”的“心”与“性”成了孟子学说中的核心范畴。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是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