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文义”考释_0.docVIP

魏晋六朝“文义”考释 【 内容 提要】 “义”的表达有口谈，同时也有笔谈或是为谈论准备下的文字资料。由于文章创作与“义”的文字化对语言的共同依赖，使得文和“义”出现了一定的融会现象，它是玄学或清谈 影响 文学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 魏晋六朝 文义 玄学 清谈 融会 中古 文献 记述文人好尚，多有“文义”之说，如《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卷五十六《孔琳之传》:“（琳之）好文义，解音律。”卷六十三《王华传》:“以文义见赏。”《世说新语》以及刘孝标注中也多有类似表达，《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注引《续晋阳秋》:“（谢）朗……文义艳发。”《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晋阳秋》:“思韵淹通，有文义才情。”《品藻》“王夷甫云”条注引荀绰《兖州记》:“（闾丘）冲清平有鉴识，博学有文义。” 等等。与“文义”同时被史家标尚的，还有某文士好文辞文章、某贵族有文才等说法。 关于“文义”，历来没有具体论述，刘师培注意到了中古史书中这种表述，但将其视为与文史、文辞、文章一体的概念，并未对其内涵进行辨析。朱自清认为:“南朝史书多文义之士的称谓，大概是指作诗的人。”“文义与文学意思差不多，不过文义较重文，而文学较重学。” 这个说法有合理的地方，但也不乏揣测的成分。事实上，“文义”虽然联用较多，但二者并不相同。《世说新语·品藻》“人有问太傅”条注引《续晋阳秋》:“献之文义并非所长。”《宋书》卷八十六《刘传》称其“兼好文义”。一个“并”，一个“兼”，都是视之为两项不同的内容。“文”实则侧重在文章诗歌辞赋方面的创作，那么“义”又该如何理解呢?要弄清这个 问题 ，需从玄学产生的背景说起。 一 玄学的产生与“义” 玄学产生的背景之一就是东汉以来的繁琐经学，尽管 政治 上的血腥也促成了它的繁荣，但却并非是其产生的本源原因。玄学与东汉经学的差别在于:一简一繁，一重阐释一重传述，这就使得学术中有“我”成为魏晋经典阐释中突出的特征。从释义学角度理解，一般存在三种不同的经典文本阐释原则:一是强调“史效关系”，以此确立民族传统的权威性;一是意识形态批判论，强调自我反思高于传统;另一种是阐释中批判、批判中阐释的中和原则。魏晋 时代 文人对经典的阐释与第二点基本一致，即自我反思高于传统。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经典要义、对传统核心思想的把握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潮流，而这一追求的发生还不仅起源于玄学成型之后，在其成型之前，在东汉繁琐经学与谶纬风行之中就出现了重视“义”的呼声。顾炎武云:“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又云:“（西汉）承千岁之衰周……不闲义理。”“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 六朝学者记述后汉 历史 也注意到了后汉之际重视“义”的趋势，袁宏《后汉纪》卷三《光武皇帝纪》云:“中古之世，继体相承，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于物性，君以义立者也。” “君以义立”是作者“立君之道，唯德与义”之说的展开。从光武帝“尊崇节义”到袁宏称中古之世“君以义立”，再到顾炎武 总结 历史批评西汉士人“不闲义理”，歌颂光武帝“尊崇节义”，其核心都未离开一个“义”字。这个“义”字在东汉与名教关系密切，关于这一点，陈苏镇先生有一节比较详明的论述:“何谓名教?《后汉纪》卷二十六曰:名教……盖准天地之性，求之 自然 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宏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受魏晋玄学影响，袁宏的这一定义杂有自然、因循等道家概念，但用名来宏教、辨物，确有汉儒的观点。同书卷三又曰:夫名者，心志之标榜也。故行著一家，一家称之;德播一乡，一乡举焉。故博爱之谓仁，辨惑之谓智，犯难之谓勇。因实而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是名教之名乃名实之名，指的是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信等道德概念。这些概念为 社会 提供了一套判断是非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教化百姓就是所谓名教。故《世说新语·德行篇》说东汉士人领袖李膺以名教是非为己任。而按照汉儒的训释，明辨是非便是义。贾谊《新书·道术》:行充其宜谓之义。《礼记·中庸》:义者，宜也。《汉书·公孙弘传》:……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所以袁宏又将名教称作义教。” 名教义教的一体，使“义”之崇尚在后汉因名教的流行得到强化，致力于儒家 研究 的经学、经术、儒学、儒术等等的学问便被称为义学 。 “义”在东汉是被士人作为行为准则来尊奉的，因而其内涵存在着相对的稳定性和公共性。但是，对这种行为准则的研讨——也就是对名教之“名”的研讨则是一项纯形而上的学术工作，是一个如袁宏所云“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使之贯彻入现实之前，需要有一个综合名实、辨析物理并命名的过程，而这个寻求“名”之核心内涵、挖掘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