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福会》看美国华裔女性文化身份.docVIP

从《喜福会》看美国华裔女性文化身份 从《喜福会》看美国华裔女性文化身份 　　《喜福会》是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讲述了4位母亲在旧中国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历尽艰辛移民到美国与在美国生长的女儿们的故事。谭恩美后来的作品，如《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也基本上延袭《喜福会》的历史背景和主题，延续了《喜福会》的母女情感模式和叙述风格。其实，《喜福会》对于谭恩美的意义不仅仅是创作本身，而且是关于家族血脉的认同和文化根源的找寻。1993年，旅美华裔导演王颖将《喜福会》改拍成电影，搬上了银幕。王颖以民族身份的异乡视野，用生动的电影叙事把谭恩美笔下母亲们和女儿们的故事娓娓道来，描摹出在美国社会与华人家庭夹缝之间挣扎腾挪的女性群像。《喜福会》里的四位母亲和他们的女儿是众多美国华裔移民女性的代表。作为少数族裔的弱势群体，她们遭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但是，她们自尊、独立、勇敢、奋斗。在历史、传统、种族、性别的深重影响下，她们经历了从扭曲变形到涅槃重生的心路历程。从沉默到发声，从无助到希望，从中国到美国，从边缘到主流，最终，她们凭借兼具东西方的独特气质和聪明才智在西方主流社会获得话语权以及自我文化身份的重建。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角度对《喜福会》进行解读，探究美国华裔女性如何从双重边缘性境地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获得自我身份重建的过程，探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作品呈现的现实意义。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 　　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把批判锋芒直向西方的霸权文化。 　　赛义德认为，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形成了东方与西方各自特有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性。另外，西方凭借自己的强势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文化殖民。在东方主义的描述下，西方是先进的、文明的、和谐的，而东方却相形见绌，是一个落后、愚昧、混乱的边缘世界。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对西方霸权文化的批判，使东方文化重新回归到世界主流文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女性主义的先驱，英国著名作家伍尔夫作品中所彰显的女性主义极大地影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女性主义批判的目的是要重塑男权思想压制下的女性形象，重建女性的独立意识，使女性能够对自身价值进行重新审视。 　　著名美国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文学理论批判视角后殖民女性主义。斯皮瓦克的亚裔女性身份使她对美国社会亚裔移民女性的生存困境更加感同身受，她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发挥到极致，更加丰富了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并使其批判性更具深刻意义。她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第三世界女性话语权的争取、离散身份的找寻、重建主体意识的层面上，其目的是对传统的男权文化和西方殖民霸权文化进行猛烈抨击和颠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被西方主流社会归属于第三世界的美国华裔女性在西方基督本文化中处于低级和边缘地位，遭受来自性别和种族双重话语霸权的严重歪曲和压制。 　　二、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美国华裔女性的身份困惑 　　《喜福会》里的四位母亲生长在旧中国的男权社会，命运多舛。许安梅的母亲，活得凄惨，丈夫死后，被人强暴，父母和亲戚却认为她不守妇道把她逐出家门。因为怀有身孕，无家可归，无奈嫁给强暴她的人做了四姨太，她屈尊隐忍，痛不欲生。最终，吞食鸦片，了却多难的人生。母亲的惨痛经历是许安梅永生无法磨灭的记忆，成为印刻在她心头的一道伤痕，每每被接开，都会心如刀割。母亲的死让许安梅醒悟，她学会呐喊，一声声吼叫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也是对罪恶社会的强烈怒斥。英籍印裔小说家萨曼拉什迪在《论君特格拉斯》指出：传统上，一位充分意义上的移民要遭受三重分裂：他丧失他的地方，他进入一种陌生的语言，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社会行为和准则与他自身不同甚至构成伤害的人群之中。《喜福会》里的四位母亲在国仇家难中幸存下来，怀着对生活的希冀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却又开始了另外一段坎坷曲折的生活。她们既无法释怀曾经的痛苦经历，又不能融入白人至上的美国主流社会。在美国生长的女儿们在中西两种传统的冲击下长大，她们无法理解母亲们怪异夸张、絮絮叨叨的行为，在许多生活琐事上，母女之间矛盾重重。在女儿们看来，母亲们粗暴、专制、古怪、迷信。母亲们和女儿们的种种摩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女儿们对母亲们的偏见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东方传统的排斥。对于女儿们而言，虽然生长在美国，但是与生俱来的东方面孔和华裔血统，成为她们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障碍，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她们时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西方主流社会对华裔负面刻板印象的刻画和宣传，使她们极力抵制自己华裔的血统、身份、家庭传统，试图挣脱处于社会边缘的中国母文化的束缚。但事与愿违，她们既无法摒弃母亲们言传身教中国传统，又不能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内心充满对于生活的复杂感受和离散身份的困惑。另外，由于基督教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