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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 内容 提要】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 影响 、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关键词】 汉魏：宋诗；古雅；议论；融合 　　湖湘诗派是兴起于近代初期而与宋诗派相抗衡的一大诗歌流派。其代表作家“湘中五子”结“兰林词社”，以《骚》心《选》旨为宗，取法汉魏诗歌形式，抒发心中悲情，在近代诗坛上形成了一股感伤文学思潮。近代宋诗派在精神上则已有宋诗张宋学的倾向，尚理趣，好议论。二派论诗歌主张似乎水火不相容，历来学者亦多指责湖湘诗派复古之论而称道宋诗派诗歌之典雅，但是二派诗人之间却有密切的接触，在创作中也相互影响。从近代早期的曾国藩、郭嵩焘与王闽运到晚期的陈诗与寄禅，都有唱和之诗。二派的相互影响促进了近代诗歌的 发展 。今举其大者，考述如下： 　　 　　一、曾国藩与湖湘诗派 　　 　　在近代诗坛上，曾国藩与崇尚《骚》心《选》旨的湖湘派诗人明显存在着差异。作为湘籍诗人，曾国藩论学尚宋学，论诗宗江西。“咸丰、同治间，为清诗一大转变：所尚为杜甫、韩愈以及黄庭坚；而曾国藩以望重位高，实为倡导。”尝自谓：“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是当时宋派诗人的领袖。 　　曾国藩与湖湘诗派诗人虽然取舍不同，但并不排斥湖湘派诗歌。曾国藩诗歌不多，但集中就存有《酬王壬秋徐州见赠之作》，诗中称：“迟君绍微言，毫芒辨素绚。高揭姬、孔情，洪熙消积霰，湖湘增景光，老怀亦忻忭。”诗中对闽运倍加推崇，虽然所看重的是王氏“高揭姬、孔情”，但是“湖湘增景光，老怀亦忻忭。”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与湖湘间其他尚宋学与宋诗的文人相比，曾国藩更能容纳异己的思想，曾国藩承桐城之学，诗歌以载道为务，而湖湘诗派竞有“诗不论理，亦非载道”之言，诗不论理则不近宋诗，诗不载道则不近宋学。“兰林词社”初立，李寿蓉在曾军中称道“湘中五子”，罗泽南不以为然，曾国藩却能容纳。可见两派思想之差异，同时也表明了曾国藩思想的复杂性。 　　曾国藩论诗虽主江西，但对魏晋也有所取，并不排斥《骚》心《选》旨，论五古的境界与江西之好议论与脱胎换骨完全不同：“五言古诗有二种最高之境，一种比兴之体，始终不说出正意。……一种盛气喷薄而出、跌荡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为有韵之文。……余解此二境，而未曾一作此等诗，自愧亦自惜也。”文中所谓“比兴之体”、“盛气喷薄而出”两种境界，与汉魏诗歌尚比兴之风及建安诗歌之慷慨激昂之气很近似，湖湘诗派重比兴之法，诗歌多写悲情，也与此相类。曾国藩主张以汉魏为骨，以六朝为肉。又教子弟读《文选》，以为：“《文选》纵不能全读，其中诗数本则须全卷熟读，不可删减一字。”因此有人以为曾国藩诗歌以《选》体为宗：“曾文正公国藩，诗宗《选》体，长于五言，尝取子建、嗣索、渊明、康乐、明远、元晖六家诗，编为一集，以示学者。后经王鼎丞观察定安增辑，即《三十家诗钞》是也。”此论说明《三十家诗钞》原为魏晋六朝之六家诗，而长于五言诗歌也正是崇古尚雅一路。又选十九家诗歌，也不废魏晋诗歌：“余抄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曾国藩论书也重魏晋：“诸葛武侯王右军两公书翰风神高远，最惬吾意。”则可见曾国藩对魏晋文化的偏好并没有因为雅好宋诗而改变。 　　湖湘诗派尚雅尚绮，曾氏论诗文亦尚古雅，且要求从字句开始做起：“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可见曾氏论古雅并非一时之兴，而是要求从文章的字句到文气都力求作到古雅；同时论文之法又称：“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曾氏自命为桐城之文的继承者，然此论与桐城“义法”大相径庭。湖湘派的绮丽是绮丽中有 自然 ，绮丽中含灵性，曾氏所称“无法”与此相近。 　　从以上的 分析 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思想有倾向魏晋、接近湖湘诗派的一面。由程恩泽、祁寓藻阐扬道学、专尚宋代之诗的倾向，向曾国藩兼取魏晋、张扬个性之诗主张的转变体现了近代 社会 特定 时代 背景对宋派诗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宋诗派也在吸取湖湘诗派的特点而取径有所扩大。 　　 　　二、“同光体”与湖湘诗派 　　 　　“清诗至同光而极盛，诗人云起，其确能卓立成家亦多，世称同光体。”同光诗人不满于宗唐诗歌之肤廓，欲以宋诗之质实救之，”盖衍桐城姚氏、湘乡曾氏之诗脉，而不屑寄人篱下，欲以自开宗者也。”随着同光体的兴起，湖湘诗派逐渐衰落。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