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情人性的崇拜——明清文学佳人形象诠释.docVIP

至情人性的崇拜——明清文学佳人形象诠释 在明代末年荑秋散人的《玉娇梨》小说第5回中，主人公才子苏友白对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佳人，发表了一番别具一格的见解。他说： 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 这可以代表明清文学家对佳人形象的基本认识：作为一种理想人格，佳人形象应该具有“色”、“才”、“情”三种要素，三者鼎足而立，缺一不可。色、才、情三者并存，这既是文人的自我形象的本质特征，也是理想的至情人性的文化意蕴。 那么，色、才、情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先看色。色，当然首先是外表的美丽，包括秀美的面貌、娇柔的体态等。美色本来就是男女性爱的主要触媒， 中国 早在《诗经》 时代 就有“子都”、“硕女”的美称。明清文学作品中的佳人形象，也大多有着美丽的外表和风流的体态，即首先是个美女。 虽然明清文学家往往习惯于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樱唇柳腰”之类的谀词，塑造千人一面的西施、王嫱，大多未能刻画出每一个佳人形象独具个性的美貌。然而，在他们对美色的揄扬之中，却也跳跃着闪光的时代思想火花。 例如，唐代传奇作家一般认为，“郎才”和“女貌”是男女双方相爱时各自的标准，如许尧佐《柳氏传》称：“（韩）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两情皆获。”蒋防《霍小玉传》里李益也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而明清文学家却明确地提出，无论是才子还是佳人，都必须才貌兼具，缺一不可。吴门拼饮潜夫《春柳莺序》说： 情生于色，色因其才，才色兼之，人不世出。所以男慕女色，非才不韵；女慕男才，非色不名。二者具焉，方称佳话。 明清文学家首先充分肯定人情必好色，说：“美色当爱也，美色而不爱，非人情也。”（天花才子《快心编》）而且他们还认为，美色不仅仅是倾国倾城的相貌，更是美好的内才与中情的显现：“人只患无才耳，若果有才，任是丑陋，定有一种风流，断断不是一村愚面目”（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佳人的美，不仅仅在于娇美的相貌，更在于丰赡的才情，即使相貌略逊一筹，若才情洋溢，也能形之于面目，流之于体态。明清文学家的这一认识无疑比唐传奇作家大大前进了一步。 所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瑞云》篇中写道，像瑞云这样貌美才高的女子，即使相貌由美变丑，“蓬首厨下，丑状类鬼”，才子贺生也不因此鄙弃她，反而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这事使和生深为感动，赞叹道：“天下惟真才子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才子之所以能做到“不以妍媸易念”，正因为超越皮相之美丑，而关注内在的才情。由于具备了才情的内蕴，明清文学作品中佳人形象的美色便赋予一种准宗教的圣洁色彩，与只有“肉”没有“灵”的世俗的美艳判然而别。 次看才。中国有一句古训，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人们往往认为女性舞文弄墨，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连才华横溢的女性自己也往往这么认为。例如，唐代进士孟昌期的妻子孙氏，有一天突然将代夫创作的诗稿焚毁，说：“才思非妇人事。”（《全唐诗》卷七九九）到明清时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仍然像一把利剑悬在妇女的头上。如清代长洲人韩韫玉，“少承家学，博极群书，病殁前取稿尽焚之，曰：非妇人事。”（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二）所以，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小说中，素有大家规范的薛宝钗，虽然才华出众，博览群书，却一再劝告姐妹们，吟诗作赋不是闺中女子的正业，有工夫还是多做点女红才是。 尽管凛冽的寒风一直剥蚀着女子的才华，但是在明清时期，对才女的肯定和称扬，毕竟已经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渐渐形成风气了。明万历间谢肇浙在《五杂俎》卷八中，一反成见，认为历代史书中的《列女传》只收贞、节之类的妇女，成了“烈女传”，这是不合适的，应该将“才智”、“文章”之女也列入传中。清顺治间鸳湖烟水散人在短篇小说集《女才子书》中，对什么是“美人”更提出了新颖别致的看法。他认为，“色庄语寡”者，未足为“艳”；精于女红，而不读书、不会吟咏者，不能称“雅”；行坐不离绣床，不会“倚栏待月”，怨春伤时者，不为有“韵”。这样的美人，“形如木偶，踽踽凉凉”，“大失风流之致”，算不得真正的美人。真正的美人应该是：“贤也，智也，韵也，斯为上也”；“胆也，识也，是其次也”；“情也，又其次也”。而最完美的美人，应该是“胆识和贤智兼收，才色与情韵并列”。 正是在这样的 社会 文化氛围中，佳人必为才女，无才不是佳人，成为明清文学作品的一个普遍现象。佳人之才，主要是一种“文人之才，诗人之才”： 此种才，谓出之性，性诚有之，而非性之所能尽赅；谓出之学，学诚有之，而又非学之所能必至。盖学以引其端，而性以成其灵。苟学足性生，则有渐引渐长，愈出愈奇，倒峡泻河而不能止者矣。（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