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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散文 讲 中国 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 历史 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 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 理论 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该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 　 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异趋，故不能绝对以西方“诗学”为标准整理中国“文论”传统。郁达夫早就指出，古人重文轻诗，“六经”除《诗经》外全为散文，多数“文人”（非“诗人”）编他们自己的书，或“文人”的后人编先人的集子，皆先文而后诗。此议极精彩，惜乎会者寥寥，一般昏人还在高谈“中国是诗的国度”，谬矣。 “五四”时期，刘半农倡“文学的散文”，以别于非文学的“文字的散文”，说理欠周，终未流行，但毕竟宣告了中国传统以一“文”字混同众体之局面的结束。周作人1921年发表《美文》，正式将文学性散文小品与小说、诗歌、戏剧对举，古代的“文”、“文章”遂一变而为 现代 具有特殊体裁规定的“散文”（而非只与“韵文”相对的“散行之文”）。古代的“文”无所不包，现代的“散文”则降为一种特殊的体裁样式，它于古代的“文”别择极严，至少在周作人看来，只有像明代那些善于抒写性灵的小品方可归入现代散文范畴。 尽管如此，古今之文在外延上仍有可以互包乃至互补之处：现代作家虽然有把散文自觉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刻意经营的，但也有人（如鲁迅）“不管文体”，在散文创作上坚持类似古代“文”、“文章”之巨大包容与弹性，而并不承认有一种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的散文”。但这后一种“文”的观念也并未被普遍认可。 “五四”以后，新诗、戏剧与小说迅速上升为新文学主要体裁，“文”或“散文”的位置益趋微妙。三十年代中期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广邀名家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当时普遍认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成就最高，因其既经古文沾丐，又得西方（主要是英国）随笔散文之助，作者蜂起，佳作如林，不过，看几部后出的《现代文学史》，依然是小说、戏剧、诗歌一统天下（鲁迅杂文除外），散文明显边缘化了。 二十世纪以来，一直有个不成文的看法，似乎散文写得漂亮并不稀奇，就譬如身为中国人，中国话说得流利理所当然一样。散文真是太平常了，但许多人也因此而忘记了它所以平常，无非由于几千年无量数的作者殚指竭虑，基本无水平线以下的创作，这便使人误以为散文容易做而不知宝爱。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则不同，一来是新文学主体形式，二来是新兴文体，工巧为难，故格外受到重视。结果，大家的力气都放在诗歌、小说、戏剧上，散文则随便写写，这就导致了后来散文水平的逐渐下降。 其实现代散文也是新兴文体，它是古文的延续，也是古文的革新。比起诗歌、小说和戏剧，现代散文不仅更适宜于传达个性，甚至也能够更大容量地接纳新的 社会 信息与人生经验，更便捷地介入人生实际，作者境界的高下，在散文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 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妄评一二”，等级就颇森严：“二周”端居首 位，茅盾叨陪末座。郁氏明言他所以选茅盾散文（仅两篇），只是看他比较能在散文中谈社 会 问题 ，聊备一格而已，至于就“散文的心”来说，则并不出色。所谓“散文的心”，郁氏 主要指散文所表现的“个性”，即“个人性”（individuality）和“人格”（personality）的统一，可见其选文标准之严。 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这些“五四” 时代 的话头已觉不新鲜，人们更渴望看到超越“个性”乃至“人性”之上的强有力的集体主义的行动的文学（这也有点像今天的“新左派”鄙弃他们心造的所谓“纯文学”），散文既贴近“智识阶级”（文 人）并不可爱、在某些人看来甚至已经泛滥成灾的“个性”，在无数未脱鲁迅所谓“客观梦 幻之世界”的人们看来，不仅与理想中的文学沾不上边，甚至简直就陈腐反动得可以，其被 冷落，遭轻视，原在情理之中。 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初，文艺政策相对宽松，散文一度兴盛，然而不久，敢于谈问题、“舒愤懑”的作者纷纷落马，“杂文”彻底成为畏途，散文从此也更加趋于偏至。狭义的杂文自不能核准散文，但排斥杂文，犹如抽掉散文的骨头，这就只好由赋得山水、仰望“人民”的柔媚无骨可有可无的歌德派散文来跋扈了，虽“名家”、“大家”辈出，实则不足为训，证据是：“新时期文学”一来，便立即烟消云散了。 散文地位的根本改观，是在八十年代末，先是戏剧、诗歌“边缘化”，继之文学（其实就是小说）“失去轰动效应”，填补这空白的，就只有各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