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与勤奋的新闻学探索者.doc

执着与勤奋的新闻学探索者 执着与勤奋的新闻学探索者 　　陈娜：刘老师好，首先，能否请您谈谈您的家庭背景、早年的求学经历以及大学刚毕业时的经历？ 　　刘建明：尽管我在新中国长大，但我的人生有过煎熬的岁月。1942年我出生在辽宁营口市，四岁时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幼年丧母，贫穷、没有家庭欢乐，更没有父爱母爱和儿时的文化熏陶，使我从小养成孤独寡言的性格。直到解放后我才能吃饱饭，家里的日子稍有好转。苦难的童年总是在我心里抹不掉，我总想，不能让不幸再降临头上，于是立志改变人生，所以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阶段的学习不敢懈怠，常常想一些苦点子锻炼意志。 　　1960年，我考入辽宁师范大学（当时称辽宁师范学院），读的俄语专业，选修英语与日语。老师中有几位饱学之士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们讲课旁征博引，妙语连珠，逻辑严密，使我对学问、读书、写作发生了兴趣。大学期间，我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西方哲学、经济学与政治理论家的著作，积累了一些理论知识和逻辑思维，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了自己的思考。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丹东市第一中学教书。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后又被抽调到四清工作队在农村搞四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又回到中学，如火如荼的大批判冲击了一切角落，学校更是重灾区。1970年学校革委会把我遣送到农村。我在农村白天干活，晚上在陋屋中读书、练习写文章，一晃三年过去了，1973年才回到城市的中学教书。 　　当四人帮倒台后，批判他们的极左路线活动掀起高潮，我几乎每周都写出一篇文章，刊登或播出在《丹东日报》《辽宁日报》的理论版、丹东广播电台的理论学习节目和一些杂志上，做了几个新闻单位的通讯员。1977年末，我调进丹东广播电台当了理论节目编辑和文教记者，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 　　陈娜：您曾经做过丹东广播电台的记者和广播电视局局长，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先后两次走出丹东，进京求学？人到中年弃官不做，远离妻儿潜心钻研，您的这份人生抉择又是否遇到过艰辛或困扰？ 　　刘建明：从事新闻工作后，特别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做了基层新闻单位的领导，我深感有关新闻工作的学识和理论修养严重欠缺，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任何书籍可读，零星的文章又十分空洞、直白，我想掌握新闻学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学术体系，遇到了困难。同时，我感到，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新闻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理论体系，基本属于学术空白。我想到权威学府深造，一方面想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想做出自己的探索，于是我先后两次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的研究生，读了硕士读博士，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陈娜：是什么样的契机和渊源让您走进了舆论学与媒介批评学的学术荒原去开疆拓土？ 　　刘建明：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期间，我读了很多书，有关新闻学及其相关的近万册书籍都粗读了一遍，对个别著作做了精读。我发现舆论学和媒介批评学两个领域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现象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评价问题，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能够加深对新闻理论的理解，有助于指导新闻报道的运作。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征得导师甘惜分教授的同意，着手研究舆论学课题，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舆论现象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 　　当开始研究舆论现象时，不得不首先对社会流行意见和人们日常的言谈做些观察和思考，自然就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舆论批判。那时处处都有舆论混战，每次政治批判都伴随舆论狂涛，舆论阴谋和舆论攻击在人们心灵中发生震撼。舆论和人心的同构制衡着社会变动，牵动每个人的思想变化。在一个没有舆论学熏陶的国度，不仅假话盛行，而且言论陷害被视为政治义愤，诚实的语言可能给人带来悲剧。这样，舆论岂不是需要研究一下吗？我思考着这类现象，为舆论利器的社会效应感到吃惊，也为新闻理论的贫乏和舆论学的缺位深感遗憾。就这样，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写作，我于1986年出版了《基础舆论学》一书。 　　陈娜：在中国舆论学领域，您不仅先走了一步，而且迈出了一大步，先后出版了八部著作，您能简要地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是否一帆风顺？您的研究成果究竟产生了哪些社会价值？ 　　刘建明：1981年我在读硕士时，就在《新闻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舆论学初探》一文，今天读起来发现有许多幼稚和不准确的结论。我的舆论学观点是一步步发展的，是个不断探讨、不断演进的过程，无论《当代舆论学》《社会舆论原理》还是《天理民心》和《穿越舆论隧道》的出版，都经受了曲折苦思和意识危机的折磨。有些问题很敏感，提不提出来研究？我从邓小平著作中找到了解放思想的勇气。 　　我的研究成果，只是个人对学理的孜孜追求，对学界和业界是否有裨益，我个人无法评价。但有十多篇文章给予肯定，被引用的论断有几千篇次，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界也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些论著填补了空白。某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