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金光大道》中的乌托邦色彩.docVIP

浅论《金光大道》中的乌托邦色彩 摘 要:新时期以来,对《金光大道》及其作者浩然的评价一直充满着争议,其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文本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持肯定态度,认为作品是基本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另一种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作品是为逢迎当时主流意识而进行的有意粉饰,或者是由于政治对文学的过多干扰而对现实的无奈遮蔽。笔者对这两种看法都不能完全赞同,本文从乌托邦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认为文本内容与现实相比确实有差距,但这种差距更多应与特定时代作家的情感认同和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需求有关。 　　关键词:乌托邦 情感认同 民族文化需求 　　 　　关于乌托邦主义传统的论证在东西方都古已有之,西方最早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东方则可以上溯到春秋时老子的《道德经》。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老子的“小国寡民”虽提法不同,论述有异,但又殊途同归,表达的都是一种至善的社会伦理,是一种对社会和谐的追求。而 “乌托邦”一词的出现则源于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莫尔本人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一个不存在但又至善至美、值得所有人追求的国家。今天的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也被用来描写当今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现实的尝试或者某些好的、但又无法实现(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个理想的国家或社会中,从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的实现。总的来说,乌托邦思想的主要特征有两个:理想化、虚无化。 　　乌托邦思想与我国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模式异常契合,中华民众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在潜意识里往往都遵循着一种乌托邦化的思维模式,其中文人尤甚。虽说作家所处时代环境不同,写作观念千差万别,但作品中的乌托邦色彩却往往都能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 　　 　　一、《金光大道》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革”这段历史的被批判和被否定,《金光大道》作为文革主流小说的一个代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因此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而受到攻击或有意的漠视。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和文学观念的调试,这部作品又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尤其自1994年全部完整出版之后,对这部作品及作者浩然的褒贬之争一直是当代评论界的一个焦点。其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文本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争议虽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持肯定态度,认为《金光大道》的文本内容基本是真实的,“他记录了那一个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追求、情感活动以及在今日看来近乎幼稚的行为”[1],认为无论作为文学作品阅读,还是作为史料研究,都有其独特价值;另一种则持否定态度,认为《金光大道》只是对当时政治理念的图解,是有意粉饰现实,为文革历史唱赞歌的有意迎合,或者是为时代环境所迫而违心遮蔽现实。对这两种观点,笔者都不能完全认同,本文试从乌托邦角度分析乌托邦色彩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谈谈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二、乌托邦色彩在《金光大道》中的体现 　　 　　(一)乌托邦式的的国家想象 　　《金光大道》中的乌托邦色彩首先体现在作品中理想的国家想象上。书中描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互助合作化运动,作家笔下以芳草地为代表的新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虽然这个社会处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物质生活尚一穷二白的非常时期,但是人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奋进、众志成城,都在齐心协力为一个明确美好的目标而奋斗。作者笔下的这个世界,虽不乏个别对新社会不满者,但总体来说,阳光向上是它主要的色彩,昂扬欢乐是它主要的旋律,可称得上是一个实现了至善政治伦理的理想国。这个理想的社会蓝图不但吸引了广大人民不畏艰难困苦积极投身农业化合作社,而且具有强大的规范和改造人民的威力。作者坚信这个社会终将能发展为让所有人友爱地团结成为一体的理想世界。 　　但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否就如作品所写呢?将文本与当时史料相比可以知道,文本世界有一部分确实是与现实相符的。的确,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社会的许多方面给人一个即将实现共产主义的错觉。那个时代在经济上贫富差别较小,在政治上贪污腐败现象较少,人们精神比较振奋,政府普遍清正廉明,社会风气重义轻利,这在后来许多人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但这种状态并不是太稳定也没有持续多久,毕竟当时社会物质相当匮乏,温饱问题尚未能解决。“新生的国家形象虽然生机勃勃,但却抹不掉大病之后的虚弱形象,胜利者所继承的只不过是一个烂摊子而已。连年征战,人们痛失家园和亲人,国家早已失去元气,国库羞涩,电力铁路各种工业几乎都陷于瘫痪,在这样一个现实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从前的社会制度,执政者又几乎没有任何管理这个国家的经验”[2],失误挫折在所难免。作品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