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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的“文革”叙事——农民意识标本刍议 【摘要】浩然被认为是“文革”时期中国文坛上剩下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个作家。浩然小说所呈现的叙事特色是一种典型的“文革”叙事，尤其是其中的农民意识。通过对浩然作品和文学历程的分析，能够揭示这一文学标本的农民性。文学研究不是单纯的考古发掘，文学研究要求反思，要求照亮现实。在当下，浩然这一农民意识标本无论如何都具有很深的时代感。 【关键词】浩然“文革”叙事农民意识“二十七年文学”标本研究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即人死了之后才能给一个明确合适的评价——立碑刻字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当2008年2月20日浩然溘然长逝之时，人们发现对于浩然的评价却非“盖棺定论”这样简单。有人讥之为江青的“面首”，有相反的“人民作家永垂不朽，浩然千古”的网络热捧，也有“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春风得意，他也曾亢奋，也曾受宠若惊，多年以后，人们说，他是个农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恶，总的来说是个好人”这样中性的评价。争论是必然的。浩然已不是他自己了，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标志的代名词。也就是说，“浩然”这一词汇已经发生了分裂，其“能指”与“所指”已经断裂。我们抛开浩然本人的不可承受之轻从而发现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即其中的农民意识。本文从考察浩然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时代给他的影响、浩然的创造和“二十七年文学”以及浩然的农民意识和意义几个方面着手，呈现浩然的“文革”叙事特色。 一浩然，其人其事 浩然（1932～2008年），原名梁金广。1932年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的浩然，生长于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或堆积的大粪干儿，弥漫的熏人臭气，也许这些从幼年就植下了浩然原始的泥土情感。浩然自幼父母双亡，仅仅念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是个地道的农民。但是，他不甘于在小山村蜗居，是当时的时势使他走出乡村，成为一名革命干部，进而转入文学的殿堂。循着这条道路，1954年起，浩然先后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调到北京市文联，后任作协北京协会主席。其文学作品有1956年的《喜鹊登枝》，1965年出版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1972年出版的《金光大道》，1974年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文革”后有长篇小说《山情》（又名《男婚女嫁》）、《苍生》，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三部。“知人论世”是我们的文学传统，正如《孟子·万章下》所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是尚友也。”每个人的创作活动都离不开他的那个时代，作家的创作个性会显现那个时代的讯息，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物。正如鲁迅所说，在阶级社会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不可能的，“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瞿秋白也指出文艺的阶级性：“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浩然即是如此。尤其是浩然创作的鼎盛时期（1949～1976年），“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等文艺观念，是那时作家不二的信条。浩然的自我要求就是：“我要努力往高攀登，坚决做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浩然他自觉地与时代主旋律合拍，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浩然奇迹”。 不过，正如泰纳所言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即“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除了时代对于浩然的文艺历程的作用，其农民身份和农村经历也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是根本作用——姑且把此看作是“种族”“环境”因素吧！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所谓的种族，是天生的遗传的那种影响，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份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异相结合。”浩然是个典型的农民作家。他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他是由工农兵到文艺工作者的，他作品的惟一主题是农民。农民是他的身份，农村是他的桃花源。农村是他发迹的起点：根正苗红的贫雇农；农村又是他失意的归宿：“文革”之后，浩然一退再退，远离城市，来到三河市，筑起他的“泥土巢”，做起他的“苍生”文学来。浩然有一种泥土情节，根植于他骨髓的，即他的农民意识。 二浩然和“二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文学（1949～1966年）是一个普遍的文学概念，而1966～1976年的文学习惯上被称为“文革”文学。不过，本文更倾向于采用“二十七年文学”这个概念，这二十七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革”文学是“十七年文学”延续的结果。本文所指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文学”即是二十七年和二十七年文学。 浩然生逢其时，他这七十六年的时光，除了童年的十七年，余下的五十九年几乎都沉寂在这二十七年文学之中。至于“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