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论文.docVIP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论文 .. 关键词: 重刑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非监禁刑种 内容提要: 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一、“严打”：重刑化刑事政策之源流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1979年刑法是较为轻缓的，但这一轻缓的刑法格局因随后“严打”战役的发动而被打破。 “严打”政策推行后，我国在刑种的立法与适用上存在着重刑化的倾向..，具体体现在：其一，立法机关不断对1979年刑法进行修改、补充，死刑罪名越来越多，1997年刑法颁布时，死刑的适用范围由1979年刑法中的28个增至68个，其中非暴力犯罪为44种，占到全部死刑犯罪的64.7％。其二，从自由刑的设置来看，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罪名均配置自由刑，且3年以上为代表的重刑在刑罚结构中占绝大多数。虽然我国也规定了管制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监禁社区矫正制度，但在实践中一直是闲置不用，形同虚设。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1999年、2000年、2001年全国法院判处刑罚的总数分别为608259人、646431人、751146人，其中判处管制的分别有7515人、7822人、9481人，分别占判处刑罚总数的1.23％、1.21％、1.26％。①其三，体现刑罚的非监禁性及其人道性、轻缓性、开放性的社区服务或社区矫正刑至今尚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其四，体现轻刑的自由刑替代刑种——罚金刑的价值并未受到重视，虽然现行刑法中可适用罚金刑的条文达140余个，近乎占分则条文的40％之多，与1979年刑法相比，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的条文显著增多，但罚金刑仍处附加刑地位。实践中，罚金刑的适用率较之以前虽有很大的改观，但主要是并科适用的提高，单科罚金刑的情形还是少之又少。据统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1999年作出有罪判决的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判有罪的1786人中，判处罚金刑的有1214人，适用率近68％。如果把法律没有规定科处罚金刑的犯罪如故意伤害罪、强奸罪、交通肇事罪等除外计算，其适用率更高，达95.4％。但独立适用罚金的仅有1案2人。②其五，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单独可以适用资格刑的罪名仅仅26个，其数量少之又少。不仅如此，实践中资格刑的独立适用的情形极其罕见，甚至有的法院几乎从来没有独立适用过资格刑。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该省人民法院于1997年、1998年和1999年这3年里分别判处刑罚的人数是29919人、33114人和38503人，其中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仅有1人。 由上可见，从立法上看，我国刑罚体系仍以死刑和自由刑为中心，属于典型的重刑结构。立法上的重刑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司法上的重刑化，主要体现在：彰显行刑社会化、人道化、开放化和体现宽松刑事政策的管制、罚金以及资格刑等刑罚方法和刑种较少得到重视。一言以蔽之，20多年来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证明，我国实际上奉行的是重刑化的刑事政策。 二、重刑化刑事政策效用之有限性 司法实践证明，在社会治安状况非常恶劣的时期，每一次“严打”确能起到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遏制恶性犯罪高发的态势，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治安状况的好转。但从长远看，特别是在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推行“刑罚万能”理念的重刑化刑事政策之弊远远要大于其所具有的短期遏制犯罪之利，应当予以摒弃，理由如下： 首先，重刑化主义容易助长民众暴虐、残忍心理。“刑罚世轻世重”，其本意乃是指根据世情来确定轻重，就是平世用轻典，乱世用重典。但“世重”的一面总是让人们格外关注，并被我国历朝统治者奉为圭臬，作为推行重刑刑事政策的“正当”根据。一旦社会治安形势有所恶化，国家就期望用刑罚高压来回应，几成积习，久而久之，人们便对重刑习以为常并产生了依赖性。边沁认为，“残酷的法律会通过恐惧、模仿或培养复仇精神使人变得残酷。”③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刑主义具有腐蚀文明、民主、宽和的社会氛围，助长民众的暴虐和残酷心理之流弊。 其次，重刑化主义严重背离罪刑均衡原则，有损刑法公正。罪刑均衡原则乃一项古老的刑法原则，早为霍布斯、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及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所倡导，我国1997年《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了罪刑均衡原则。重刑化主义虽然不否认在有些情况下采取宽和措施，但总的来说，主要寄希望于严刑峻法，企图通过提高刑罚强度的方式去实现惩治犯罪、保护社会的目的，这就会导致轻罪重罚甚至冤假错案的发生，从而严重背离和破坏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有损公正、正义及民众的法情感。 再次，重刑化主义片面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