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变迁与创新——兼对若干转型理论假说的检验论文.docVIP

　　“温州模式”变迁与创新——兼对若干转型理论假说的检验论文 .freelACR;。另一方面，温州交通条件恶劣，一面临海，三面临江，金温铁路于1992年正式动工，直到1997年才全线开通，在较长时期内温州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存在较大交通障碍，十分不便。恶劣的地理交通条件造成温州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78年，温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仅3762万元，其中国有单位投资为3599万元，集体单位投资为163万元°。在公有经济部门（国有与集体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对公有制经济在安置就业等方面没有太大的期望，迫切要求从公有经济部门以外寻找获利机会，而温州特殊的区位条件造成的相对封闭、孤立的经济环境为这种具有极高政治风险的尝试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试验区”。 二、“温州模式”：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与环节-=HX 7G0!a2*$1_QiL=V 8FB/;行政管理论文zu8k-C.I}Pi_O;~_CZ85 制度变迁的本质是“非帕累托改变”，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形成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和阻碍力量。“温州模式”这种局部性制度变迁的改革阻力包括外部阻力与内部阻力。改革的外部阻力指改革的参与者群体（推动力量）以外的其他利益集团（包括政府、社会团体与公众等），因感受到改革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损失（相对收入下降等）和间接利益损失（价值观冲突等），结成改革的反对者同盟（阻碍力量），对改革的参与者群体施加压力。改革的内部阻力指由于改革参与者对制度外收益的获取能力差异造成改革红利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不均，相对收入下降的参与者对改革产生不满情绪，由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转变为改革的旁观者、反对者。“温州模式”的成功在于探索出一条解放思想方面的政治成本最小化的改革路径，即改革的推动者通过“借壳”、“补偿”等多种方式，成功地化解了改革的内部阻力与外部阻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路径以较小的成本规避了意识形态刚性对微观经济主体合作性契约安排的进入限制，是微观经济主体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调整滞后的一种回应。 （1）外部阻力的化解 1.争取改革进入权：微观主体行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微观经济主体发现现行制度的非均衡，相互之间签订合作性契约安排推进“至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将遇到进入障碍（杨瑞龙，1998）。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对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合作性契约安排的进入限制使得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发生“变形”、“扭曲”。“温州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重大意义在于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对合作性契约安排（改革方案）进行“适应性调整”，以规避正统意识形态调整滞后给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从而获得改革的“进入权”，成功推进政治成本最小化的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在改革的进入权问题上，温州的企业组织演变史是对微观经济主体突破意识形态刚性以获得“改革进入权”的深刻反映。温州的企业组织演变史与西方国家的企业组织演变史有较大的偏离，其一表现为早期的“挂户经营”；其二表现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出现，其三表现为非公有制企业建党。在改革初期，家庭成员之间合作性契约安排（家庭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不被法律认可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合作性契约安排必须嫁接在公有制经济上以获得改革的“进入许可证”。“挂户经营”的出现就是微观经济主体为合作性契约安排寻求“政治庇护”，以规避意识形态刚性带来的政治风险。在“一大二公”的意识形态高压下，与其让外部势力通过“解放思想”来接受这一“新事物”，不如向拥有合法地位的利益集团（如集体企业）缴纳一定的“挂靠费”以冒充公有制经济获得制度创新的进入权，这一做法遵循了成本最小化原则。当家庭企业规模扩大时，家族内部的资本供给难以满足企业规模扩张对资本的强烈需求，向家族外部融资成为必然。但在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家庭企业的“政治身份”难以在正规金融部门获得融资，这一方面诱发民间借贷市场这一非正规金融部门的产生；另一方面，家庭企业通过穿上“股份合作制”这种带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外衣”获得企业对要素市场替代的进入权。很明显，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公积金”是微观经济主体规避意识形态调整滞后带来“政治风险”的重要表现。在“十五大”召开以后，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确认，正统意识形态的公有制偏好微调使得温州许多股份合作制企业迅速通过股权回购实现向私营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转变。这一现象充分表明微观经济主体对正统意识形态调整滞后所付出的巨大改革成本。在温州，非公有制企业规避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成本还表现在非公有制企业建党。自1987年浙江省第一家民营企业党支部——温州瑞安振中机械厂党支部诞生至今，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已有党支部958个；其中百名职工以上企业已建立党组织的有560家，组建率达60% NOT;。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