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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论文 .freelR)线。这是假定农户是理性的，即能较好地计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在没有农民负担的情况下，农户的边际成本(MC)和平均成本(AC)线如图1所示，其均衡价格为P′。如果考虑农民负担，其结果是：在短期内农户的MC线将上移变为MC′，平均成本AC线将上移到AC′。这时均衡价格应当是P″，均衡数量应为Q″，但在短期内农户无法调整产量和生产规模，并且又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所以这时农户要承担一定量的亏损，其大小如图1中S□P′HFP″的面积。在长期内，农户将调整产量和生产规模使Q′变压为Q″，这时如果市场价格P′不变，则农户的亏损额将减少为S□P″P′GE，S□P″P′GE〈S□P″P′HF，但并没有解决农户的生产亏损问题。这时农户有三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寄希望于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即只有当P′上涨到P″时，亏损额才消失，这时，农民负担的直接结果是增大了农户的市场风险；另一选择是想方设法降低生产成本，使AC′下移和MC′下移，这时农民负担所起的作用是促进农户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还有一种选择是转移，即农户将资金、人力等转移到其它产业中去，这时，农民负担对农户生产的影响是降低了农产品的生产量，削弱了农业的发展后劲，但对其它产业的发展有刺激作用。当然，农户的选择有可能也是上述三种情况的某种组合。所以，单纯从生产方面来看，农民负担的作用是很重的。 从消费方面来看，农民负担的作用较清楚，就是降低了农户的消费水平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户消费结构。但其对生活资料消费和生产资料消费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农户选择宁可压缩生活资料消费而不压缩或较少压缩生产资料的消费，因为生产资料的消费直接决定农户下一阶段的消费水平。所以，农民负担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最主要的是降低了农户生活资料的消费水平。 上述分析如果考虑到农产品数量的减少有可能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时农民负担导致的农户收入的减少程度要比原来小些。 另外，如果农民负担额不确定，年年变，则会导致农户预期的不稳定，从而导致农户决策的不稳定，进而导致农户的生产规模和生产结构处于一种经常变动状态，其结果是增加了农户生产经营中的“菜单成本”，加重了农民负担对农户经济生活的不利影响。 农民负担对农户经济生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减少农产品供给量；(2)迫使农户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3)刺激非农产业的发展；(4)主要降低农户生活消费水平；(5)增加“菜单成本”。总的影响取决于上述五个方面的综合作用。 三、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与对策 农民负担重的实质是农村基层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一般情况下，政治权力要通过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等的作用来体现其存在性，并实现政治权力的目的。如果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作用过度，就构成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或过度侵蚀。在中国农村，之所以存在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其主要原因有：(1)政治权力的监督机制弱化；(2)农民经济权力没有或只具有弱保护功能，或者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保护，需付出高昂的费用；(3)政治权力的产生主要来自上面；(4)领导决策者是“经济人”。决策者在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边际收益和个人边际成本，当个人边际收益等于个人边际成本时，决策者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值。这样，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对方保护功能弱的条件下，农村基层干部建立在个人边际收益和个人边际成本基础上的决策就有可能得到实施。在存在外部性的条件下，个人边际收益并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个人边际成本并不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在个人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收益、个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的条件下，决策的结果是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社会边际收益，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致因。 另外，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也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方面，一个是机构方面。制度方面主要包括现行财税体制及国家有关的经济法律、政策等；机构方面主要指现行的国家管理经济方面的机构的总和。现行农村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主要表现为：(1)农村财税体制不规范，现行农村财税体制对增加农民负担有鼓励作用；(2)国家的有关政策不合理，没有注意研究城市和乡村、农业和非农业省份、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别；(3)法制不健全，执法不力；(4)乡村组织制度没有完全理顺，尤其是村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5)县乡机构臃肿，该设的机构没有设起来，该撤的机构撤不下去，人浮于事。上述五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农民负担重的重要原因。 再次，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目标取向的不同，也是在研究农民负担重的原因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在目前农村家庭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