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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宗教改革论纲论文 ..毕业 导言：何谓“中国宗教”？ 本文所谓“中国宗教”，即一般所谓“儒释道“、用英文说，即Chinese Religions而非Religions in China。 “释”指一般认为巳中国化了的佛教；“道”指一般认为是中国自产的道教；“儒”指一般与前二者并称的儒教，它当然也是中国自产的。就是说，这三者被公认为其有中国属性。 至于这三者是否是宗教，则对佛教与道教之为宗教，一般并无争论；但对儒教之为宗教，学术界中反对者甚众。故有必要说明“中国宗教”包含儒教的理由。 在讨论儒教是否宗教之前..毕业，最好先考虑两个问题：（甲）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或居主流地位的宗教中，除了佛教和道教之外，是否还有一种？（乙）假如还有一种，它与“儒家”或“儒学”是否有关，有关的程度是否足以称之为“儒教”？ 问题（甲）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佛道之外，还有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那就是到20世纪至少绵延3000年不绝的、以天帝信仰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观念和祭仪体系。它远在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之前就已产生（早在甲骨文中即有记载），即在佛道最盛时亦未消失（隋唐时仍被奉为正统），既非佛亦非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宗教，因为它不但具有宗教的本质特征，即对终极者（“天”）的信仰，而且具备宗教的所有基本要素，即与此信仰相关的情感体验和思想观念（从殷墟卜辞中商王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到《尚书》、《诗经》中君民皆有的“上帝”、“天命”观念，从2000多年中无数儒生为“天道”、“天理”所作的理论论证；到现代汉语中众多与“天”相关的用法所表现的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以及与此信仰相关的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的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到20世纪下半叶仍可见于中国家庭的“天地君亲师”牌位供奉，从3000年前确立的与此祭祀相关的宗法制度，到今天又复活于中国乡村的宗族组织）。 问题（乙）的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对上述宗教的思想观念即天道天命观念，组织制度即宗法祭祀制度，不但加以接受而且竭力维护的，恰恰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不但加以神学解说而且奉为独尊国教的，恰恰是以董子为代表的汉代儒家；不但提升其理论高度而且增加其统治强度的，恰恰是以朱子为代表的宋代儒家。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宗法性宗教性思想的儒学，在2000多年中一直居于中国正统思想的地位，一直被以君权天授（“奉天承命”）为合法性根据的历代政府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它之成为历代中国统治者奉为国教的这种宗教的唯一思想代表，乃是顺理成章的。总之，这种宗教不但与儒家和儒学有关，而且有关的程度，既久远、深广而又唯一，密切到了以儒经为其理论表述、以儒生为其社会中坚的地步，以致足以称之为“儒教”。事实上，“儒教”一词与作为宗教的“释道”并用，至迟也始于北周，已经通用1400多年了。 这两个问题的肯定答案，意味着“中国宗教”，应该包含儒教。至于儒学或儒家著述，当然不能说它都是宗教，但它确实在包含着社会伦理和哲学学说的同时，也包含着宗教的成分，而且以之为其核心。 中国宗教改革的必要性 就内部而言，中国宗教改革的必要性，乃出于其自身复兴和整顿的需要，而复兴和整顿的需要，乃出于衰落和混乱的事实。就外部而言，中国宗教改革的必要性，乃出于社会文化精神化和有序化的需要，而精神化和有序化的需要，乃出于世俗化和无序化的事实。 （一）中国宗教的衰落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 对近代中国这一显著的相互关联的历史倾向，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说。 一是辛亥革命之前。首先，随着宋代以来政治专制的加强和官场腐败的加剧，儒教的内部矛盾日益暴露。一方面它作为国教，祭祀体制更加完备，儒生在形式上的地位更加提高，另一方面它作为统治工具，对世俗政权更加屈从，儒生在实质上的依附地位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天道伦常观念之绝对性、超越性或终极性遂在理论上遭到削弱（从陆王的心学到李贽的批判即为明证），在实践中遭到疏远（文人热衷于戏曲小说亦为明证），从而促进了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其次，随着明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出现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佛道两教的两极分化也目益严重。一方面，佛家哲学的艰深义理成为日渐减少的“高僧”和少数士大夫的把玩对象，道家哲学的逍遥意趣成为隐于乱世的“高道”和失意士大夫的消极遁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民众对之都无缘分享。另一方面，两教的广大信徒只能从避祸求生、祈福攘灾的角度来信奉两教。在这种惰况下，两教精深玄奥的教理遂逐渐僵滞（从禅宗革命到净土兴盛即为明证），其成佛成仙的宗旨亦遭到疏远（信徒多关注于此世之祸福亦为明证）。而糅合民间宗教并背离两教精神的物欲迷信的流行，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生动地反映并有力地推动了这种中国宗教衰落和社会文化世俗化的，乃是以市井小说为代表的文艺作品，以致顾炎武说广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