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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诗学与西方话语论文 .. 当我们回望中国现代诗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时，总能看到中国现代诗学与西方话语的紧密联系。西方和西方话语，始终是中国现代诗学视野中的主要理论资源，是构成中国诗学由古典走向现代建构的重要知识背景。中国现代诗学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每向前行进一步都笼罩着西方话语的巨大影响。在西方话语的巨大影响下，中国现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方法和范畴大都是以西方诗学的观念、方法和范畴等为主干的。不妨这样说，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它的基本指向..，就是借用西方话语改建中国诗学话语，实现中国诗学的现代化。在这种谋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话语不仅作为一种体现了某种先在的强势理论话语形态成为中国现代诗学颠覆古典诗学的内在动力，而且随着西方话语在中国现代诗学领域的逐渐深入，这种强势话语也成为了中国现代诗学自觉建构的体系化结构中的躯体和血肉。我们认为，如果要探寻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未来发展的内在理路，就不能不客观、公正地看待西方话语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而在西方话语对中国现代诗学几十年的影响中，如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又尤显重要和深刻，即:诗学观念、诗学思维和诗学风格。就此而论，我们所谈的中国现代诗学与西方话语，既涉及西方话语是如何被中国现代诗学转述与置入的，又涉及西方话语怎样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建构，并在何种意义上使它发生了现代性的转换。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诗学观念的转换。是否承认、尊重诗歌本身的独立地位和价值，持审美的工具论还是目的论，是判别诗学观念现代性或古典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古典诗学受儒家礼教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倡导和坚持“文以载道”的诗学观念。在这种诗学观念的影响下，诗人心中的内在激情和生命欲求被无所不在的道德律令日趋分割为几无生气的碎片，诗人创造的作品也日趋远离诗人内心的呼唤而成为了虚假、平庸的装饰。与之相反，西方现代诗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强调诗的独特性和非功利性为逻辑起点的。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从波德莱尔到魏尔仑、韩波，再到马拉美、瓦雷里，都以对“纯诗”的倡导来强调诗的独立性。波德莱尔指出:“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减弱了诗的力量……诗不能等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 ① 瓦雷里也认为:“纯诗是一点散文也不包括的作品”，“在一切艺术中，诗也许是要使最多的独立部分或因素相协调的艺术” ② 。波德莱尔、瓦雷里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倡导纯诗论的意图，是要为诗的领域划定界限，确立诗学领域的有效原则，正是这种划界和对纯诗的强调，使波德莱尔等人的诗学显现出一种奇异的梦幻般的魔力，它点燃了中国现代诗人那渴慕突破“载道”诗学观念的思想火花，激发了他们建构现代诗学观念的生命激情，他们陶醉于对波德莱尔等人描绘的纯诗的那种自由、独立的梦幻般的图景的想象之中，如同在漫漫的黑夜的煎熬中终于盼来了希望的曙光。他们从波德莱尔等西方播火者手中接过纯诗论的火种，开始走上了一条通过纯诗的倡导与古典诗学“载道”观告别的艰难旅程。他们相信，只有在波德莱尔等人构建的这种纯诗王国里，诗的本体意义才能得到充分的敞开。为此，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对新诗运动初期对诗的独立性地位注意不够的倾向极为不满，发出了“艺术独立”的呐喊，要求改变诗对政治、道德的依附状况和地位，他宣称:“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 ③ 。穆木天则在《谭诗》中，依据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观，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纯粹诗歌”的理论主张。他指出:“我们要求的是纯粹的诗歌（The pure poerty），我们要住的是诗的世界，我们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分界。”30年代，纯诗论到了梁宗岱那里有了新的阐释。梁宗岱指出:“所谓纯诗，便是将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绪，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元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纯诗是一个“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 ④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的观照视点首先来自瓦雷里纯诗论的启迪，瓦雷里推崇的诗的纯粹性理论通过梁宗岱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第一次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他既从文体层面揭示了诗不为他物决定的秉赋与特性，又从艺术层面和哲学层面揭示诗作为存在的构成方式以及存在之为存在的最高境界。40年代，以袁可嘉等为代表的新生代诗派诗人既反对将诗当做与现实绝缘的孤立体，又反对将诗看成政治的奴仆和工具。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中指出:“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等密切联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如果说梁宗岱对诗的地位的纯粹性的阐述更多地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那么，袁可嘉对诗的地位或特性的阐述就具有更大的实践性和现实性。他对诗歌地位的纯粹性的追求并未单纯着眼于文本层面，而是将诗返回本体与诗人的主体精神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论述。 上述不同的诗人和诗论家，当他们接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