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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质量法有关问题研究论文 产品的极大丰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但是，不合格产品及缺陷产品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突如其来的灾难。司法实践中类似的产品责任案例逐年增多，经济的全球化及中国加入WTO后，涉外的产品责任案例屡见不鲜，因此，研究、完善和更好的适用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有利于保护消费者.freelan V. Yuba Power Product一案中首次提出了严格责任，法官在判决中确立了著名的格林曼规则。 3．2．2 我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我国《产品质量法》的归责原则和西方国家一样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合同责任、疏忽责任和严格责任。 第一，合同责任在产品的民事责任中产生的最早。这种责任通常由买卖合同或买卖法、合同法加以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规定有关产品的责任或约定责任担保。第二，疏忽责任是指由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的疏忽，使产品有缺陷，并造成使用者或消费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后所承担的一种侵权责任。这种责任产生于合同责任之后，是单方行为所引起的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这种责任加强了对生产者的约束，使其必须注意产品设计的合理安全性，对产品可能造成的危害做出预先通知，必须对产品进行适当的安全检测，必须使产品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第三，严格责任是指产品有缺陷使产品的使用者或消费者受到损害而由生产者、销售者承担的一种民事赔偿责任。严格责任比疏忽责任更容易确定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因为消费者不需证明生产者、销售者的疏忽，而只要证明损害是由产品缺陷造成的就足够了。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的产品质量法规定了不同责任主体的不同责任种类。我国的产品责任主体较广泛，包括产品生产者和产品销售者。就生产者对其缺陷产品致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必须承担无过错责任这一点。《产品质量法》第41条与《民法通则》的122条有相同的规定，在这一点上，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观点一致。 但是，对于销售者的责任，《产品质量法》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产品责任法规定的销售者的责任，应采用系统研究的方法，在法律体系中寻找立法者的根本目的。 3．3 损害赔偿 产品的损害赔偿就是由法律规定的对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范围的界定。司法实践中，产品责任受害人要求高额的损害赔偿或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已屡见不鲜，但我国的现行产品责任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此类问题应该如何认定，如何处理？这就涉及到损害赔偿范围及限额的确定问题。 3．3．1 范围的确定 产品责任既然被界定为无过错责任，我们必须在保护消费者和刺激生产进步这个天平上求得一定程度的平衡，所以对赔偿责任的范围和限额的规定就显得极为重要，因为这是平衡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所承担风险的有效措施。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一款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人身伤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实际支出，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死亡抚恤费。第二款规定了财产损害的赔偿范围，其中“其他重大损害”相当于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第113条规定的“可得利益”损失。至于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被排除在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以外，应适用合同法的瑕疵担保责任加以救济。 3．3．2 限额的确定 对于因产品责任造成的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应依循什么标准确定赔偿数额？ 目前我国的产品质量法对此未作规定，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原则，且规定“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此规定灵活性较低，受商品标的额的限制，赔偿额要么过高，导致经营者不堪重负；要么过低，对产品责任受害人无法起到充分保护的作用，对责任主体也起不到惩戒作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产品责任赔偿额较低的问题，一方面对受害者起不到相应的补偿作用，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此外，我国加入WTO后，国际性的贸易往来大幅增加，与欧美国家的高额赔偿金制度相比，我国应力图实现产品赔偿责任的对等。因此，应完善产品责任赔偿制度，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对于受害者请求产品责任损害赔偿的情况应结合国情，结合区域经济水平，本着有利于消费者的原则，制定一个灵活的赔偿标准。 3．4 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平衡生产经营者利益和用户、消费者利益从而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法律手段。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司法救济途径中，诉讼时效问题在理论界的争议较大。 《产品质量法》第45条第一款规定了产品责任诉讼时效为2年，与《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时效期间相同。但是此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与《民法通则》第136条第二项“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相矛盾。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产品质量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其有关诉讼时效规定的法律效力优先于民法通则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