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论文.docVIP

　　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论文 .freel ）来概括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后来，邹傥改用全能主义（totalism）这一概念。此外，另有学者反对用全权主义或者全能主义这样的概念来刻画改革前的中国政治，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对社会的全能性控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活动的空间还是存在的（参见alatesta ，1995；Johnson ，et al.，1995；Krause，1996）。然而，有关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Buchner2Jeziorska Evetts，1997：61-72；Nigenda Solorza2no ，1997：73-99）。本文关于中国国家与专业人士关系的研究，试图为现有的研究领域填补空白。 就国家与专业人士的关系而言，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端是以民间的专业组织为主导，国家参与专业活动抑或国家雇佣专业人士为辅，美国比较接近这一模式；另一端则是国家直接组织专业服务的提供并且雇佣专业人士，转型前或尚未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这一模式。 处于中间位置的则是国家积极参与民间专业活动的模式，西欧国家大都采取这一模式（Krause，1991：4）。这三种关系种类实际上正是如下三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多元主义、国家主义和法团主义。 依照法团主义理论的权威学者菲利普·C.史密特的解释，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都是“以社团形式组织起来的民间社会的利益同国家的决策结构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Schmitter ，1974：86）。与多元主义下社团组织及其和国家关系的情形有别，法团主义具有6大特征：1.在某一社会类别中社团组织的数量有限；2.社团组织形成非竞争性的格局；3.社团一般以等级方式组织起来；4.社团机构具有功能分化的特征；5.社团要么由国家直接组建，要么获得国家认可而具有代表地位的垄断性；6.国家在利益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对这些社团组织行使一定的控制（Schmitter ，1974：93-94）。 因此，在法团主义占上风的地方都有一个强有力但并不一定具有全能主义特征的国家。 社会群体的组织方式具有非竞争性，因而充分的结社自由多少受到限制和规范；代表利益群体的各种社团并不完全独立于国家，但也不是国家的内在组成部分（alloy，1977；Stepan，1978；cNamara，1999）。在转型国家中，国家法团主义通常起一种过渡性的作用。在市场和民主转型的初期，由于继承了极其丰厚的国家主义遗产，国家法团主义为自主性社团空间（包括专业社团组织）的形成提供了制度框架。随着自由化的深入，国家法团主义进一步向社会法团主义或多元主义方向演化。演化的具体方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较为重要的是社会多元性的程度和社团组织多样性的发展。 有了上述概念框架，我们就可以在下文详细讨论中国专业社团发展的制度空间及其特征。 三、中国专业社团成长的制度环境：国家法团主义式的监管体系 在中国，所有类型的社团，包括专业性社团，均在一整套治理民间组织的行政法规体系中展开活动。这套监管体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强大的国家主义遗产在这一体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这一体系的重大特征可以用“国家法团主义”来概括。 民间组织监管体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0年9月，当时的政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其主要功能在于清除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各种社会团体。在这个工作完成之后，这一法规基本上被弃之不用（苏力等，1999）。长期以来，社团是所谓“事业单位”的一种，其组建和运作被纳入事业单位的管理体系。这样，社团不再是民间组织，而是转变为“公立组织”。在以部门主义（departmentalism ，也就是国人所谓的“条条管理”）为特征的中国事业单位管理体系中，社团作为公立机构，其建立必须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同时还受制于国家的编制管理。社团运行经费主要来自国家预算，其次来自国家特许的经营活动（例如出版图书、报纸等）。1979年以前，国家主义是社团空间的特征，当然也是专业性社团存在的制度环境。民间的社团如果有，也只能以非正式社会群体（social groupings）的形式存在，没有法律上的合法地位。民间社团非正式性的显著特征就是它们无法获得公章，因此也无法在银行开设账户。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民间社会团体活跃起来。随着国家放松对社会的全能主义式控制，社会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快速扩展。根据裴敏欣的研究，在整个80年代，全国性社团的数量爆增了7倍，年增长率达到48%；而地方性社团增长更快（Pei ，1998：291-294）。 其中知识分子在社团空间的成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这一时期社团空间快速成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大量人文和社会科学学会的诞生，同时在专业人士与知识分子分化的过程中，也有相当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