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docVIP

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第一，舆论压人 　　在熟人社会里，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频密的互动带来信息的对称状态，所以，舆论的发生与传播总是快速而广泛，所谓“一传十，十传百”。熟人社会里的所谓“民风淳朴”，与其说是个体自觉践履道德规范的产物，毋宁说是“熟人社会”里道德舆论压力的结果。试想一想，如果社会生活的流动性极低，人们便不可能轻易脱离日常熟悉的人际圈，便不得不考虑某种非道德行为发生后来自众多乡里乡亲的谴责，所以人们历来都把“兔子不吃窝边草”奉为金玉良言，就是为了规避来自封闭的社会空间里的道德舆论压力及其不良后果。 　　第二，“面子”有价 　　不同于“陌生人社会”的无情冷漠，熟人社会充满人情味，好面子。“树活皮，人活脸”，许多人“死要面子”、“死撑面子”、“打肿脸充胖子”，可见面子的重要性。为什么面子值钱？因为在封闭的社会空间里，社会资源有限，要有所作为，就需要“有头有脸”。“面子”的获得来自道德舆论对个体行为的肯定性评价，一个对“面子”孜孜以求的农民，可以因此获得其争取到的社会资源——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信赖及必要时的扶助，所以“面子值千金”。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在貌似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中，熟人社会里的人际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社会交易行为，个体通过认关系、拉关系、套关系获取社会资源，并以“及报”作为人情法则的基础。 　　第三，“社会资本”可累积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谈到各种“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的特征时指出，“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讲，熟人社会里每个个体所拥有的“关系”，就是他的“社会资本”。在熟人社会的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固定且重叠的情况下，彼此长期互帮互助，并且在有力的道德舆论的约束和正向激励下，“面子”和“关系”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社会资本也随之积累和再生产，甚至可以实现代际的承接和转换。所以，才有为村民长期信任的民间权威出现，有的民间权威还父传子，类似世袭。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农村社会却在不断解体。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中国农村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外流，可谓史无前例。 　　2010年3月23日，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09年度全国（大陆地区）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1.9%。2009年全国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为14533万人，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下的本地农民工为8445万人。全国2.3亿农户，户均劳动力外流1人，40岁以下男劳力基本全部外出。另外根据2006年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为4.79亿。可见，已有近一半的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在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春节一过，绝大多数青壮年纷纷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远赴他乡打工谋生的行程。在平常的日子里，乡村的景象依然，但屋在人去，惟有老幼留守家园，他们孤单的身影愈益衬托出乡村的冷清寂寥。因为劳动力外流严重，有的乡村甚至在村中老人去世后尚凑不齐抬棺材的青壮年。根据我的田野调查统计，山区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的人数一般在户均1.5至2人之间，余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依恋乡土，而实在是因为身残体弱或一时找不到离土谋生的途径。 　　在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土离乡之后，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是否还在运作？我试图以“无主体熟人社会”（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这一自创概念，描述并解释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 　　“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在“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受到贺雪峰在研究村民委员会选举时提出的“半熟人社会”的启发。但“半熟人社会”揭示的是与“熟人社会”之间的量（熟识程度）的差异，其解释力表现在村民委员会选举这一特定事项上；而“无主体熟人社会”是为了揭示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质的变化，并试图解释空心化农村的社会运作逻辑。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者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乃是社会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整合的必要条件之一。否则，便有可能无法维持系统的均衡而呈现“病态”。乡村虽然还是聚居社区，邻里之间虽然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但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长年的异地化生活，已导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有异于“熟人社会”的逻辑，或者说已日渐呈现出帕森斯所谓的“病态”。我把此“病态”的熟人社会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 　　之所以把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