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工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选择.docVIP

中国区域工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选择 　　[摘 要]运用中国28省（市）1995―2013年的工业面板数据和DEA-SBM模型，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际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门槛面板模型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判断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最优选取。结果表明，东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中部环境规制与能效呈扁平U型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最优规制区间。对比当前规制力度可知，现阶段东部可在现行规制标准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中部可以考虑适度加强环境规制；西部，内蒙古等5省规制强度有待提高，贵州等省份则需谨慎对待规制强化，可以更多考虑通过技术引进与创新等手段来促进双效率的提升与改进 [关键词]最优环境规制；全要素能源效率；面板门槛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7）01-0050-07 中国经济结束了近20年的快速增长后，已然?M入了增长速度换挡及结构调整的“新常态”。然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所引致的工业污染已逼近环境承载极限，环境与经济的不协调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促进节能减排的工作已迫在眉睫。全要素能源效率作为刻画能源消耗和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直观体现能源劳动资本等多元投入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是测度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之一[1]；而环境规制作为降低能耗使用与控制污染排放的核心工具，一方面可以通过节约能耗缓解资源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严控污染排放增加企业的排污成本，促使企业调整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那么，环境规制的实施究竟能否在控制污染的同时实现工业能源效率的改善？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是否处于适度水平？如何调整环境政策实现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对最优环境规制强度选择的问题展开探讨，通过实证分析判断中国各地区各省份的规制力度是否合理，进而为环境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初，迈克尔[2]，但从长期看，适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将刺激企业进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3]。选择并采用更新、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有助于企业进行污染削减，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环境规制从两个方面为生产者改进生产效率提供了可能：一是技术的进步，二是效率的改进[4]。波特假说提出后，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一方面是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部分学者质疑波特假说，认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会促进技术创新，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下降[5-7]；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则支持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作用[8-10]；还有学者持第三种观点―“不确定论”，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其实证结果由于地区或行业的异质性而呈现多样性[11-12]。另一方面是环境规制对效率改进的影响。尽管少数学者主张规制会导致效率损失，但是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13-15]。随着环境质量的恶化，绿色低碳经济日益受到关注，学者们开始倾向于将环境效应纳入到效率评价体系中，考察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其实证结果大致可以分三类：1.U型关系。高志刚等认为规制措施可以通过倒逼机制改善能源效率，并且规制强度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U型关系[16]。2.倒U型关系。张华等的研究结论肯定了波特假说在能源领域的存在性，认为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轨迹[17]。3.结果因地区或行业差异而不同。陈德敏等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相关变量对改善全要素能源效率有重大意义，但也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18]。聂普焱等的研究结果表明，高能耗产业的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中度能耗产业当前的规制阻碍了能效提升，即不支持波特假说[19]；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清洁产业为主的低能耗产业则支持波特假说。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最优选取问题，李玲等和沈能分别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效率视角探讨了中国制造业及中国工业行业的最优规制强度，结论表明，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的生产率和环境效率的影响系数有所差异，环境政策的制定应针对不同行业属性和发展情况，选择最恰当的规制强度和管制方式，达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效率最大化的目的[3，20] 综合上述文献不难发现，环境规制对科技创新或者效率改善的影响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是最优环境规制强度选择问题的研究却很少见。鉴于此，本文将最优环境规制的考察视野延伸到能源效率领域，首次尝试以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探讨环境规制的最优选择问题，以便更全面地分析规制选取问题，丰富和完善现有关于“最优环境规制”的研究。此外，本文选用门槛回归方法探析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的非线性关系与门槛特征，以期更科学、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