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玉诏”铜牌真伪之辨.doc

“奉天玉诏”铜牌真伪之辨 　　在清代的 历史 上，从清初的“顺治遗诏”到清末光绪皇帝的所谓“衣带诏”， 都曾引起广泛的争议。在这些有争议的诏书中，湖南石门的“奉天玉诏”还涉及文物鉴定 问题 ，而且涉及我国最高权威部门所作的文物鉴定。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1999年8月中旬，在湖南省石门县举行了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给每位参加者赠送了一本刘重日先生主编的论文集《李自成终归何处》。此书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石门县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制、新华书店总经销，共印6000册。印数之多，为同类图书中所少有。全书37万字，通读了一遍，真正值得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的，是彩色影印的7份文物鉴定书。这7 份文物鉴定书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为石门博物馆收藏的被认为与李自成有关的文物而签发的，上面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大印。这些具有最高权威的文物鉴定书公布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的反响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机会看到文物原件的学者，看了这些简短而有力的文物鉴定书之后，对李自成禅隐夹山寺并秘密指挥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的观点，无法提出异议。事关清初20年历史的重新解释，不得不就这些文物鉴定书提出我的看法，一得之见，请文物鉴定专家指正。 　　在已公布的这7份文物鉴定书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奉天玉诏”铜牌的真伪问题。 　　　　　　　　　　　　　　　不辨明真伪将遗患无穷 　　1996年9月， 中国 社会 科学 院历史 研究 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赴湖南石门考察时，我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亲眼看过实物，看过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签署的文物鉴定书。当场就看出实物的一些疑点和文物鉴定书中许多破绽，并且向他们明确指出，这样的失误是文物鉴定书中所不应有的。课题组回到北京后，在向领导汇报进展情况的《工作简报》中就明确地写道：“石门县的另一问题是鉴定书不合格，在鉴定书上签字的专家，与他们从事的专业完全不符。我们看出了好几处破绽并向他们一一指出，他们才承认：鉴定书是由石门县匆忙写成后，请专家签字，然后送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盖章。”（《李自成结局研究工作简报》第3期，1996年10月3日。油印本。）我们明确表示文物鉴定书不合格之后，石门县博物馆的同志火速带着几件关键性文物赶赴北京，请求更具有权威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签署鉴定意见。1996年11月27日如愿以偿。 　　湖南省石门县博物馆收藏的“奉天玉诏” 铜牌，它的真伪一直引起知识界的关注。信之者认为这是李自成遁迹空门后，秘密指挥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的不容怀疑的确证。因为这个“奉天玉诏”铜牌具有极高的权威性鉴定意见，既有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签发的文物鉴定书，又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签发的文物鉴定书，均鉴定为三级文物。如果接受了这样的鉴定意见，清初历史就必须重新解释：李自成战败之后率领大军转移到湖南石门，以遁迹空门为掩护，在幕后以奉天玉的名义兼以大顺皇帝诏书的形式秘密指挥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长达20年之久。同样的道理，国务院于1988年1月13日核定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自成墓”就得从湖北省通山县改为湖南省石门县，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也得按照这种解释进行修改。我在课题组研究报告《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 发展 》的第九部分《石门的文物恰恰证明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中明确指出：“奉天玉诏铜牌是当代一位技艺低下的作伪者制造的一件拙劣的赝品。”刘重日先生在《求是学刊》上发表《四十年来疑案追踪》一文，其中反驳说：“尤其是奉天玉诏的发现，为奉天玉和尚的身份定了性，非为帝者，焉敢用诏。这些经过国家文物局鉴定是真的文物，否认是徒劳的。”《新华文摘》也全文转载了，只是删除了一些纯属人身攻击的文字。最近刘重日先生主编的《李自成终归何处》一书，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签发的文物鉴定书影印公布。这样一来，使知识界原来并不相信李自成兵败后遁迹空门的人士，也不愿或不敢轻易怀疑“奉天玉诏”铜牌系当代人的伪造，因为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签发的文物鉴定书，鉴定书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大印。这样的权威鉴定，当然“否认是徒劳的”。不过我仍然坚持认为它是当代一位技艺低下的作伪者制造的一件拙劣的赝品。刘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都说，王戎笙不是文物鉴定专家，他怎么配谈文物鉴定！这话说对了一半，说我不是文物鉴定专家是对的；另一半却不对，他们忘记了一句名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著名的收藏家看走眼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其中不乏高手制作的著名赝品而使名家误以为真的例子。文物鉴定专家在他专攻的业务范围内，他是专家；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外，他就不是专家。世界上没有什么都懂的专家，如果什么都懂，他就不是专家。一位擅长鉴定先秦青铜器的专家，要他鉴定清初的砖刻而又涉及他从未问津的另一专业领域， 自然 不可能作出正确的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