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美深婉的帝妃爱情故事研究.doc

凄美深婉的帝妃爱情故事研究 摘 要: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历来争论不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爱情说”与“讽谕说”。作者从《长恨歌》的创作背景、内容本身、传播方面进行探究和综合分析,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归于“爱情说”,而不是“讽谕说”。 　　关键词: 白居易 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主题 爱情说 　　 　　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自是千古绝作”,历经千年而吟唱不衰。然而,人们对这篇传世之作的主题也是历经千年而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爱情说”和“讽谕说”上。我们认为《长恨歌》描述的是李杨的爱情悲剧,诗人借此歌颂人间真挚坚贞的爱情,在主题上应归于爱情说。 　　一、从创作背景和原因来看 　　第一,《长恨歌》创作于元和元年,这时正是白居易仕途畅达春风得意之时。 　　年轻的白居易经过“十年常苦学”,29岁时一举中进士,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大转折,开始走上仕途。诸同年中,这个最年轻的进士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以下该书引文,只注明题目。)及第后的兴奋使白居易忘掉了离愁别恨,恨不得将中第的消息马上告诉亲人。“他日升沉者,无忘共此宴”(《东都冬日会诸同年宴郑家林亭》),中第后的踌躇满志可见一斑。三年后,白居易又中“拔萃科”,授为秘书省校书郎,在长安定居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人事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长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元和元年,他又参加制举考试,补为周至县尉。县尉虽不是大官显职,但也“吏禄三百担,岁晏有余粮”(《观刈麦》),而且周至为京畿县,也是晋升之阶。不久,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擢入翰林。“十年之间,三登科第,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与元九书》),这对“中朝无缌麻之亲,大官无半面之旧”的白居易来说,仕途的确太顺利了。这时,白居易的心态是努力勤王事,以感激“好文儒”的天子。 　　陈寅恪在其《元白诗笺证稿》里曾说白居易擢入翰林正是得益于《长恨歌》。唐宪宗既好女色,又好神仙之事。《长恨歌》“描述神仙之韵事风情,为当时诗人所不能及”,“有合于人主及宦寺之心意”。深谙干谒之道的白居易是不会不投皇帝之所好的。 　　第二,白居易创作讽谕诗是在元和三年做了左拾遗以后,是将此当作谏官的职责来看待的。 　　他在《与元九书》中表白了这种心情:“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次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此外,白居易将他的讽谕诗定义为:“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而将《长恨歌》归入了“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的“感伤诗”。“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正是对《长恨歌》描写风情的注解。 　　其实,白居易在对待皇帝的问题上是特别小心的,即便是在讽谕诗中,一当涉及皇帝,他就失去了那种让人侧目的指斥鞭挞的战斗锋芒。“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李夫人》),白居易既不愿意违心地指斥“红颜祸水”,又没有胆量和勇气批评皇帝耽于女色,只是无可奈何地感叹“不如不遇”。在以讽谕而著称的《新乐府》里尚且如此,在感伤诗《长恨歌》里,他又能寄给予多少讽谕的含义呢? 　　第三,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里记载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直接动因。 　　元和元年十月,白居易和陈鸿、王质夫等人游览仙游寺,谈论起天宝年间的遗闻逸事。王质夫对白居易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白居易因此写下了《长恨歌》。仔细品味这段记载,不难看出白居易写诗的出发点是描写李杨爱情,而非讽谕皇上。其一,在中国历史上,女色误国并不稀奇,而帝妃坚贞的爱情在夫权社会里才称得上“希代之事”;其二,“深于诗,多于情”对真实地叙述历史事件来说,并不是先决条件,而在敷衍爱情故事的诗人那里则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王质夫以此相劝;其三,“与时消没,不闻于世者”并非开元天宝的那一段历史,因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那么,消没的只能是帝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其四,隐居仙游寺,“知予忆白云”(《翰林院中感秋怀王质夫》)的王质夫,是不可能劝白居易在游玩之际写诗讽刺皇帝的。 　　第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