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中国改革发展的路向及转变论文.docVIP

　　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中国改革发展的路向及转变论文 ..毕业 一 以中共十六大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2003年7月1日讲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发展和执政理念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的转变。 改革初期，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荡之后，中国的领导人最为关注的是消除造成政治动荡的领袖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及官僚特权问题。为适应广大人民的要求，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国家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毕业，肯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鼓励放权让利改革，体现出以民为本的精神。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深化，中国的改革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特别是价值取向的尖锐对立。一是仍然固守计划经济体制与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二是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与固守原有意识形态传统的尖锐对立，三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为谋取地方利益的各行其是倾向。改革开放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和制约，特别是1988年左右出现了以西方民主为取向的政治激进主义，并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面对这一状况，在尚没有强大的体制力量保障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条件下，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强调中央集权，强调中央权威的作用，以利用领导人权威推进和保障中国的改革发展。1988到1989年，邓小平先后多次发表关于权威和领导核心的讲话，仅仅是载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权威”两字就有7处之多，他指出“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而且特别强调领导核心的作用，“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认为中国的事情，“关键在领导核心”。当时强调权威一是维系政治稳定，二是避免争论，其目的仍然是保障经济改革和发展。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形成基本的执政理念和路向，这就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保障政治稳定，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由此形成新的政治发展逻辑：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以强有力的执政党和领导人权威力量推动市场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获得和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市场经济得以充分发展后再发展民主，从而实现政治转型。归纳起来，就是政治强控，经济开放；经济优先，民主缓行。这一政治发展逻辑被人们视之为所谓“新权威主义”。 1992以来，由于政治稳定，集中力量致力于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长足进步，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定型并已成为全民共识，由此创造了中国改革的奇迹。2001年，GDP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但在改革奇迹背后也出现了结构性失衡： 一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由于将经济增长不仅视为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视为关系到社会制度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导致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将GDP的增长视为首要甚至唯一标准，对经济增长指标实施严防死守。由此出现了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脱离民众需要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一些经济领域有增长而无发展，传统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未能相应转型，出现了经济速度高增长和人民失业高增长的“双高”现象，“劳者有其业”的就业问题已取代改革初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问题，成为经济发展中突出的民生问题。 二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势必出现“见物不见人”的发展主义倾向，而不考虑经济增长成果的社会分配问题。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并且正在生长出一个新兴的阶层，但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时期所造成的机会和能力的严重不均衡使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相当一部分人未能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甚至边缘化。这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均贫富”文化传统的国度，是一个难以承受的社会问题，并直接影响民心的向背。 三是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不协调。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有很强的行政推动性，这对于集聚资源，推进经济的顺利转型有积极意义，但其负面后果也非常显著。这就是权力越来越深的直接介入到经济生活中，并根据市场经济理性选择和支配政治行为。而民主政治的滞后使现有的政治框架难以有效地制约权力的无限扩张，由此出现权力的资本化和政治腐败问题，呈现出经济高增长和腐败高增长的“双高”现象。这对于一个长期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革命和执政基础的党来说，更是一个能否继续获得民意支持的严峻挑战。 以上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民心、民意问题。就业乃民生之本；普通大众难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必然会失去民心；政治腐败最终会导致人民对执政党合法性的认同危机。 正是基于此，江泽民在新世纪之初，强调执政党要有忧患意识，这就是经济不发展，会发生执政危机，经济发展了如果失去民心和民意，同样也会发生执政危机。为此他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强调执政党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说明经过一段权威推进的经济强行军以后，需要对中国的改革发展进行结构性调整。其路标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