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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与朱子游道
武夷山与朱子游道
【摘要】南宋 理学 家、 教育 家朱熹是东方文化圣哲,他的学说被称为后孔子主义(Noeo-Confuciansm)。朱熹一生有四五十年生活在武夷山,游遍了武夷山的山山水水。文章探讨朱熹在武夷山 旅游 活动所蕴含的游道,以便引起世人对这位哲人旅游活动与旅游思想的关注与思考。
【关键词】武夷山;朱熹;游道;旅游文化
在旅游文化领域讲究旅游理蕴与 艺术 ,称之为游道。朱熹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对旅游也情有独钟。奇秀甲于东南的武夷山水、杂五方之俗的地方风土人情和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了朱熹的游观意境。本文试就其游道进行概括与浅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书史之外,酷爱山水”——悠游有度
宋代的 经济 、文化繁荣,旅游活动盛极一时。风景佳处楼台、亭榭广泛建立,僧侣们在名山胜地开山创寺,修筑道路,旅游设施日趋完备。士人漫游成风 ,甚至到了贫者也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的地步。
朱熹一生也爱好旅游,他曾说过:“予少好佳山水异甚。”[1]又说“书史之外,酷爱山水”。[1]但朱熹不同于苟且于淫奢旅游生活的病态旅游者,他并未耽于游乐,讲求旅游适度,秉持中庸而不丧志。他强调说:“那个优游和缓,须是做得八九分成了,方使得。”[1]而且是“令稍稍虚闲,依旧自要读书。”[1]有一次,他打点行装准备出游,这时收到好友吕祖谦的来信说要来他这里,朱熹认为,中辍山水之兴,虽未忘然,但杜门省事,未必不佳。正如清代董天工所说,在武夷山,朱熹“自辟(武夷)精舍,令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少世纷,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非必耽玩山水之胜。”[2]由此可见,朱熹不因游乐而废其时,只是把旅游作为 学习 、著述、讲学生活的调济。
二、“狂奴心事只风雩”——畅游有风
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讲求旅游,形成了舞雩之风。《论语·先进》记载,暮春的时候,春服既成,孔子带着学生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在沂河洗洗澡,在求雨的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它描绘了孔子与学生们春游的愉快情景,这也是孔子及弟子们所向往的。
为什么孔子把登高山,嬉沂水作为志向呢?这验证了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的话。圣人往往比德于山水,孔子认为,山本身就象个宽厚的母亲,她出云播雨,繁衍鸟兽,滋生草木,有广泽人世之德;群山体大势高,稳重厚实,永不衰竭,有崇高之意与万寿之心。大山是伟大、恬静、仁厚的,符合仁者的生活信条。而“道”几乎接近于水,也就是说,水的形态变化多端、水的性质阴柔又刚强,它本身是一个丰富的知识体系。它的流变符合智者的认知活动过程, 自然 为智者所乐。
朱熹仰慕孔子的那种游兴,承续其畅游的遗风,发出了“狂奴心事只风雩”[1]的慨叹,把孔子当作效仿的榜样,从而形成幔亭之风。正如朱熹的朋友韩元吉所说:“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舆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31]这说明朱熹居崇安五夫时,就已把几十里外的武夷山当作后花园了,闲暇时常与门生偕游,徜徉泉石间,体会泛舟九曲,畅游诸峰的乐趣。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主管武夷山幔亭峰麓的冲佑观及淳熙十年(1183年)在五曲建武夷精舍后,讲学论道之余,更是尽得山中之乐。朱熹这样做并不象道士,遁藏山谷,服气如芝。而是为了“以学行其乡,善其徒”,“元晦既有以识之,便咸自得其幔亭之风。”[1]
朱熹“近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1],从观想武夷山水动静中建立起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仁智堂》中写道:“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1]诗中委婉地表达了自号仁智堂主的朱熹既仁且智的博大心胸。
三、“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屡游不厌。
朱熹从武夷山五夫里到临安参加省试前,曾作《远游篇》:“愿子驰坚车,躐险摧其刚。”“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1]他提倡旅游,奉劝世人不要裹足不前,终日独守空堂。诗中抒发自己年轻气盛,想游历四方的抱负和豪兴。朱熹一生游踪遍及 中国 半壁。
但是后来当他的好友吕祖谦写信邀他游浙江天台山,朱熹倦游此山,说:“书到令人愁,此山岂不幽?何必赋远游?”[1]因而朱熹更多的是以武夷山五夫家或以武夷精舍为中心的近游。他对所钟爱的山水不以一次游历为满足。象离五夫家七里远的仙洲山密庵及武夷山景区都是朱熹百游不厌的地方。密庵古木四合,泉石甚胜,绕涧百余步有昼寒亭,附近有瀑布,且住着高僧道谦。朱熹多次登临且还师事道谦学佛理,并常在这里吃斋饭。“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1],说明他常来这里游玩,甚至到了仙梦肯来游的地步。他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文,描绘了仙洲山的险峻、密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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