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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保障私有化研究述评 西方社会福利危机出现后，社会保障私有化争论愈演愈烈。 20世纪40年代，以《贝弗里奇报告》发表为标志，英国宣布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在公平理念得到贯彻的同时，高福利损害了效率。过度福利供给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挫伤了劳动积极性，阻碍经济增长。 福利危机的出现警醒人们重新认识福利国家制度，减少国家福利供给，在福利制度中融入更多的个人因素，福利体系中社会保障方面的类似改革被称为社会保障“私有化”，对此学者各执己见。 　　1 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涵义 在美国，社会保障指国家福利体系中的OASDI部分 (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其主体是公共养老金计划，美国社会保障私有化主要指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私有化。 克里斯汀娜?库普什以社会保障私有化进程为起始点分析私有化的深层含义。“每种情况的起始点都深深烙上了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现行责任分工、固有禁忌领域和在机构一级的现行私营因素、管理和成本等特征”。 社会保障私有化意味着国家责任的转移和管理方式的改变，力求把个体从“保姆国家”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和国家同时获救。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私有化允许个体在社会保障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考虑到服务接受者的多样偏好，社会保障应该提供多种套餐组合满足不同的偏好需求，“或者他们有机会从不同的提供者中选择一份既定的午餐”。 本质上，社会保障私有化是一个社会保障产权不断明晰的过程，个人对社会保障将有更多的选择权，它既是一种筹集资金的组织原则，也是一种提高社会保障效率的管理工具。 　　2 社会保障私有化：免费的午餐？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社会变革总要付出代价，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也不例外。 私有化改革带来高回报率是倡导私有化的前提。但是他们忽略了“私有化”所伴随的各种额外的风险和成本。下面将从回报率、成本和风险三个角度阐述私有化改革对社会保障自身造成的影响。 　　2.1 社会保障私有化与高回报 　　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的一个首要原因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系统带来的财务压力。“私有化”试图将社会保障更加完美地嵌入经济发展中，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化解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危机。因而，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可以尽可能少的增加税收和削减收益。 其主要做法是，通过将个人账户(IRA)中积累的财富投入金融市场，利用金融市场的高回报率增加社会保障收益。 遗憾的是，股市回报率却像幽灵一样让人不可捉摸。许多经济学家对过去200年来美国股票市场回报率的估计在7%左右。 为了进一步评估混合体制的有效性，费尔德斯坦 (Feldstein)和赛姆维克(Samwick)假设将个人账户的60%投资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公司股票，同时将剩余的全部用于购买公司债券，那么在1946年到1995年间个人账户可以获得平均6.9%的真实回报率。 克鲁格曼(Paul.Krugman )并不这样乐观，他认为虽然股票可以为长期投资者带来风险相对较小的高回报，但是并不意味着一直都是这样，历史上的市盈率(Price Earning Ratio)是14，而现在是20左右，据此计算，将来股票市场上的真实回报率大约是5%，而不是7%或者9%。这与坎布尔的估计(5%～5.5%)大体一致。 正是因为关于私有化改革的预测与分析研究都是建立在一个较高的固定股市回报率的基础上，才引起了众多的争论和疑义。 　　2.2 社会保障私有化带来的成本 　　即使私有化后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提供更高的回报率，但是忽略了成本与风险问题。从现收现付计划过渡到基金计划，不仅管理成本发生变化，而且转轨成本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美国社会保障转轨会带来大约9万亿美元的成本，这是由现收现付计划对退休者和即将退休的一代做出的尚未兑现的承诺构成的制度负债。 消化转轨成本的一种方法是利用个人账户高额回报率带来的基金收益弥补不足。 费尔德斯坦证明，以现收现付制下的剩余收益和个人账户的预期收益之和来逐渐消化转轨成本是可能的。 根据艾龙(Henry Aaron)的分析，制度负债可以从传统的信托基金中分离或者用一般财政收入转移支付。 事实上，传统社会保障系统由于存在专项税收的支持一直在负责任的运行。相反，人们所面临的是日益逼近的一般预算危机。解决转轨成本的方式必然是从传统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中分离部分资产填补空缺，这会使传统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提前枯竭。因而，私有化改革会导致社会保障系统为维持可持续性而削减受益水平。 显然，这种方法难以重建社会保障的长期偿付能力。 通过发行认可债券筹集资金是消化由私有化改革带来的转轨成本的另一种可行方法。但是，与现存体系的低回报率相比，私有化改革带来的回报率的增加额与税率的提高额是相等的，由此带来的新税（税收增加额）会抵消个人账户的高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