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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司马迁的民族史酮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论文 ..毕业 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毕业，贡献是巨大的。 论文关键词：司马迁；民族史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影响与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历史的研究是有传统的，但由于先秦时期的史料过于零碎，还谈不上有真正的民族史研究。真正的民族史研究始于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司马迁，他是对中国民族进行通史性研究的第一人，而且他写的每一个列传就是一个地区多民族通史，或者是一部民族简史，从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角度看，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了“四裔传”，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研究时空概念、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丰富的研究内容，从而使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以司马迁作为起点。但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看，司马迁的贡献更大，他建立了中国民族发展的整体观，在整体观的指导下把对每个民族的研究都放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下来展开，同时在研究中还表达了“华夷共祖”的思想，这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一、司马迁民族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要有明确的学科研究对象，对象是研究的主体和核心，一切都是围绕着对象而展开和进行的。司马迁的“四裔传”就有十分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还不能说司马迁在当时就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意识，但他确实将华夏族、汉族以及所有和华夏族、汉族发生联系的各民族都作为研究对象，这在客观上使中国民族史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了学科的意味和科学的性质。 在《史记》与民族有关的《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6个传记中，司马迁把汉族以外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及相关代表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值得说明的是在先秦文献中多次提到的三苗、百越、徐戎、淮夷、莱夷等民族，在司马迁的民族传记中基本没有出现，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先秦文献中提到的一些民族已经在华夏化的过程中融人华夏族，如徐戎、淮夷、莱夷等民族就已经融入华夏族。 第二，先秦文献中提到的一些民族已经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郡县统治中发生分化与融合，如战国晚期所说的百越，在汉代已经明确地分化为瓯越、闽越、骆越等百越系统的民族。 第三，司马迁纪录各民族时大多数情况下是从政治统治与治理的角度着眼，因此一些政治势力太弱小的民族，在政治上没有给汉王朝的统治造成冲击，所以没有写入传中，如散居华中并往南迁的三苗后裔、百濮后裔就是如此。以上充分说明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一开始就具有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特性。 司马迁民族史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探究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如《匈奴列传》载：“(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狁、荤鬻。”对此，《史记·索隐》解释说，秦汉时的匈奴，尧时称荤鬻，周时称狁。 第二，对相关民族文化特点的归纳与概括。和其他的历史著作不同，司马迁的民族研究非常关注各民族的文化，对相关民族文化特点进行了高度的归纳与概括。《匈奴列传》中所记载的匈奴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游牧文化，随水草迁徙，在生产、生活、文化习俗上都与汉族有很大的区别。社会经济方面“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除了游牧之外，狩猎也是匈奴的经济来源之一，喜好攻伐掠夺是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民族性格和游牧文化也是相吻合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因为生产生活的资料紧张匮乏，为了能保持社会能持续发展，所以有“贵壮健，贱老弱……壮者食其美，老者食其余”的民俗。民族服饰、饮食是不分贵贱都食畜肉，衣皮革。为了使氏族的财产不外流，因此盛行族内转房婚：“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宗教与法律也处处表现游牧文化的个性特点：“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人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 在《西南夷列传》中对文化的叙述虽然不多，但其价值很大，认为夜郎、滇、邛都是农耕民族，“皆椎结，耕田，有邑聚”，而侮、昆明等为游牧民族则“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无君长”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