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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的本土化解读论文 论文关键词：梁启超；西方新闻观念；解读 论文摘要：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解读的本土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新闻自由观、报刊功能观、受众观方面。这种本土化解读与梁启超的调和主义中西文化观及其中国 论文关键词：梁启超；西方新闻观念；解读 论文摘要：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解读的本土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新闻自由观、报刊功能观、受众观方面。这种本土化解读与梁启超的调和主义中西文化观及其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分不开。 19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东南沿海创办报纸，西方新闻观念随之导入中国。梁启超以前人对西方新闻思想的认知为跳板，吸收借鉴西方新闻理论的成果并加以发挥创造，形成了系统的新闻思想，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巨大作用，引领了近代新闻思想的发展。但是，这种从自身文化外部导入的新闻观念，由于内部缺乏一种历史渊源和联系纽带，必然会发生变异。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的解读，不免偏离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精髓，染上了浓重的中国本土色彩。 一、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解读的本土化特征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解读的本土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新闻自由观、报刊功能观、受众观等方面。 1．轻个人的新闻自由观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滥觞于西方，起源于自由主义哲学思想。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信仰个人主义，它强调把个人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对待，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工具。国家虽然是有用的、必需的工具，但反对将国家“实体化”、“人格化”、“神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的自由为目的，个人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社会、国家共同的最终目的。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他接触到了大量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理想的著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闻自由观，集中体现在《自由书》和《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著作中。梁启超在《自由书》序言中介绍了书名的由来：“西儒约翰弥勒日，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LJ但是，“新闻自由和更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由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缺失的部分，不存在梁启超能充分领会它们的思想背景。当梁启超倡议将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公德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他关注的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这直接导致梁启超对自由主义的模糊判断。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文章中，梁启超接受政府是守夜人这一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他也认为，国家高于政府和人民之上，国家必须被看做有其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显然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曲解。他未能领会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保护主义，即国家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梁启超的新闻自由观念的出发点在于强盛国家，而不是张扬个性。他的自由观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他基本看重的是自由的工具性价值，把新闻自由和平等民权作为振兴国家的工具。他认为，报刊是实现新闻自由的载体，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办报的终极目的是变法自强、为振兴国家服务的。 2．重政治的报刊功能观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政治才是他的主业。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始终是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的。他和老师康有为的办报思路是：要救国必须变法自强，要变法自强必须开通风气、广联人才；而要开通风气、广联人才，“非开会(指组织团体)不可”。而“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在报刊功能观上，梁启超吸取了前人的成果，提出了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把报刊的通的功能与政治相联系。1896年，他在《时务报》第1期上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提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两年后，他在《清议报叙例》中，更是明确提出报馆要成为“国民之耳目”、“维新之喉舌”。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关注政治，传播的目的在于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进行思想文化启蒙。 可以说，梁启超开创了政治新闻学之先河。他将办报与强国联系起来，偏重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普遍被西方国家所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这显然是一种观念上的误读。新闻传播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传播，不仅是一种社会政治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精神活动和社会心理活动，而梁启超以政治事业为核心的新闻思想造成了单一化、强制性的内容选择和传播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新闻传播功能的整体实现。 3．俯视性的受众观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但始终不变的是他追求强国的理想。在中国与西方的冲突碰撞中，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智力教育的缺乏是中国遭受耻辱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中国人的智力的启蒙是复兴中国的重要的第一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