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耻辱刑”到“羞耻心”-耻感的发生机制程序.docVIP

从“耻辱刑”到“羞耻心” ——漫谈在监狱矫正中唤起服刑人的羞耻之心 　　关键词: 羞耻心/耻辱刑/监狱矫正 　　内容提要: 古人对罪犯羞耻心的培养是从积极的教育和消极的教训两个维度并举的。本文从属于后一维度的耻辱刑入手，探讨它以“人皆有羞耻之心”为逻辑起点的教化功能;进而又从“劳动改造”和“罪犯人权保障”两方面切入，对当前监狱改造中存在的羞耻心缺失现象进行剖析，指出今天的监狱矫正同样需要立足于人们的社会心理、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来培育服刑人的羞耻之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改造功能。 　　一、引语：追根究底“土政策” 　　报载：为打击城中村卖淫嫖娼行为，广州冼村村委会和冼村街派出所联合推出一项“村规民约”：凡有卖淫嫖娼行为之男女，一经抓获，即张榜公布。此招一出，村内“站街女”跑了不少，该村治安也大为好转。(注：苏中杰：《广州冼村将卖淫嫖娼者上榜公示》，《京华时报》2002年8月1日，第A12版。)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颁行虽近20载，无奈卖淫嫖娼仍大有人在;村委会的一个“土政策”(注：我们无意于探讨冼村村委会和派出所的做法是否合法。) 却如此有效，这到底是谁的尴尬?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与“土政策”，一个是立足于通过外在的人身、财产措施进行规制，一个则是在前者基础上，落脚于社区舆论，让卖淫嫖娼者内心感到羞耻。人身财产强制可谓治身，让过错主体内心感到羞耻是为治心。比较的结果，治身不如身心兼治。因为治身只是治标，身心兼治才是治标兼治本，如同治病一样，标本兼治才能药到病除。那么，何以治心呢?上述案例中“土政策”的治心之术就在于抓住并利用了人的羞耻心。 　　如若回首中国几千年文明史，谈及身心兼治，谈及羞耻之心，则我们的古人是睿智的，对之他们早已认识并应用于现实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如果具体到刑罚体系，极为典型的当属耻辱刑。倘使立足现在，找寻实施身心兼治之处，找寻达成羞耻之心之境，具体到刑罚的落实之地，我们便会很自然地把视野投向监狱，因为那里是自由刑的执行机关，罪犯将在监狱里服刑。但是，我们真的能在此找到身心兼治后的羞耻之心吗?谈谈过去的耻辱刑，看看今天的监狱矫正，希望能从中得到点什么。 　　二、说三道四“耻辱刑” 　　对罪犯“羞耻之心”的培养，古人是从两个维度并举的——积极的教育和消极的教训。对于前者，是从正面提升个体的人格和尊严，这可从唐太宗释死囚的典故中略见一斑。《后唐书》记载：“十二年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注：《二十五史·旧唐书·太宗纪》，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490页。) 于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太宗深谙为政之道、育民之策。其实，羞耻心的培养，不见得非得一个刑字，相反的手段，有时候反而更能提升一个人的耻辱感。想那些死囚，本已是必死之人，却能够得到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的尊重与信任，他们的内心将会受到多么大的震撼——震醒了他们的羞耻心，撼通了他们的弃恶从善路。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知耻而近乎勇”(注：梁海明译注：《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吧。对于后一维度，耻辱刑是其代表作，它通过对罪犯施加外在的耻辱表征来达到教训罪犯的目的。但即使是这一维度，也蕴含着教化的功能。如果能探讨出耻辱刑的教化功能，那前一维度的教化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一)耻辱刑为何物 　　中国古代的耻辱刑是指通过对受刑人施加耻辱，使其名誉受损，精神遭到痛苦和折磨而达到教化、改造罪犯目的的刑罚。耻辱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象刑。象刑是对违反氏族共同生活规则的人采取异其章服的做法，以示与其他氏族成员相区别，使其在氏族成员面前感到羞辱的习俗。严格意义上的耻辱刑主要有髡刑(剃去头发和鬓须)、耐刑(只剃鬓须)(注：髡刑、耐刑见曾宪义主编，郑定、赵晓耕副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劓刑参见该书第29页。)、明刑(将犯罪人的姓名、罪状写在板上，挂在背上，公之于众，以示羞辱)、枷号(强制犯人在监狱外示众，使之羞辱和痛苦)。 但从广义上讲，在中国古代的刑罚设计里，统治者在肉刑中也已注入了相当多耻辱刑的因素，两者如影随形。如墨刑(刻皮肤以墨实之)(注：明刑、枷号参见吴平：《我国古代的耻辱刑》，《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45页，墨刑参见该文第46页。)，作为一种肉刑仅仅损害受刑人皮肤，给人带来的肉体痛苦是暂时的，而其刑辱的印记却永远使其遭受内心耻辱之苦。又如劓刑(刀割鼻)，受刑人脸上不见其鼻，用现在的话就是“脸都没地儿搁”。商鞅变法时，太子师父公子虔因反对变法而受劓刑，他羞于见人，十年杜门不出。可见其中的耻辱刑因素之大。 　　在我们今天看来，耻辱刑这一制度设计似乎不免过于迂腐，但在当时却能反映出古人特定的刑罚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