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一个山村改革的启示.doc

三十年前一个山村改革的启示 郭 裕 怀 在改革开放“三十而立”的今天，中国经济已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从几乎完全封闭的孤立状态，发展为开放的、欣欣向荣的经济大国。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开始日益严重地阻碍改革的深化,必须直面而不是回避,必须解决而不是绕开。在这样的时刻,回头看看改革的发端,看看它如何“破茧而出”的情况，是有意义的。 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山西省离石县任县委书记。1979年秋天，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十个月回来，第一个下乡点就选在坪头乡（那时称公社）的赵家山村。当时，对我国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农村改革正在酝酿起步，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从北京带着那股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勇气，出于为发展农业寻找新的出路、新的办法的渴望，同赵家山的干部群众共同探索，决心改变这里长期以来“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局面，使农民群众求得温饱，进而走向衣食无忧的生活。长期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已经别无出路，我们相互鼓励，甘冒风险，终于冲破了“一大二公”的旧体制，成为吕梁山上第一个、也是山西最早一批包产到户的大村大队。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如今回想起当年那种群情振奋的热烈场面，以及一年之后出现的奇迹般的变化，仍令我心潮起伏，感慨不已。赵家山的变迁，向人们昭示一个深刻的道理：改革是被逼出来的；改革激发活力，活力推动发展！ 今天，尽管全国的整体发展步伐大大超过了像赵家山这类贫瘠的山村，但是，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却正是发端于赵家山这样一批内陆的不得温饱的贫困农村。改革的内在动力，来自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性要求，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强烈愿望，来自生产第一线广大劳动者长期的实践和勇敢的探索。一句话：来自于生存危机逼迫下的“冒险”。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需要改革；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然需要改革。只有持续不断的深化改革，才能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向着更好更快的科学发展方向前进。 （一） 赵家山地处山西省离石县边远落后的西部山区。这里沟深坡陡，交通不便，干旱缺水，土地条件很差。解放前，这里曾是革命老区，出人，出粮，对革命贡献不小。农业合作化以来，由于生产经营上的“单打一”、“一刀切”，分配领域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只讲“意识形态正确”，不准讲生产力发展，使农业经济长期处于每况愈下的状态，成为远近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从1955年至1978年的23年中，这个村就有12个年头靠吃返销粮度日，多数年份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每工分红2～3角，集体穷得有时买不起牛鞭梢，个人穷得点不起煤油灯，年轻小伙子穷得找不到对象。由于生活不下去，不少人一到春天，就外出乞讨谋生，还有几户举家迁走。直到1979年，全村人均年分配收入仅有23元。 为了改变落后面貌，赵家山村曾试着采用过不少办法。如组织人员外出“参观取经”，打坝修地，评工记分。特别是70年代以后，每年都要进行一至两次整党整社，“大批促大干，不干就批判”。但这些办法始终没有使这里摆脱困境,“三靠”程度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我进村后走访调查了半个多月，对村情民意有了越来越深的印象。群众在诉说贫苦的同时，又饱含希望地探问：我们还能不能另想别的办法？群众对一个下乡蹲点的县委书记如此倾吐心声，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党的信赖和希望，深深地触动着我，强烈地冲击着我。我想，我们成天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解放30年了，连群众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向群众交代呢？作为一个党的基层负责干部，此刻真有一种难言的痛楚和深深的歉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要求我们去付诸实践的，其核心是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出发，冲破“左”的框框束缚，走自己的路。“穷”是赵家山最基本的实际，抓住这一点，解放思想找出路，才是具体贯彻中央精神。只要有利于改变赵家山的贫困面貌，有利于使这里的群众尽快实现温饱，应该什么办法都可以试，什么路子都可以闯。个人的良知、党员的党性、领导干部的责任都要求我为了群众的利益，拿出甘冒风险的政治勇气，与他们一起闯出一条解决温饱问题的新路子。 经过同一些干部、社员的个别酝酿之后，当我在会上提出“包产到户”的办法，请大家讨论时，干部群众一致拥护。不出三天，我原先所担心的一些问题，如不好处理的集体财产的保护，好地坏地的搭配，债权债务的解决，等等，全都得到了解决，包产到户就迅速在全村实施开来。 包产到户在赵家山出现，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支持肯定者有之，怀疑反对者也不少。有的说：“赵家山搞单干了”，“倒退到旧社会了”，“弄得四邻不安了”。有的拿上当时中央文件中关于允许包产到户范围的规定，责问社队干部：“这上边那一条规定让160多户的大村大队搞包产到户的？”还有的直接向省委、地委“告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