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人的三次南下.docVIP

南下香港：上海电影人的三次南下 　　二战之前电影在华人地区的发展，形成了香港、上海一南一北的两大基地，其中五十年代之前，又以上海为最大规模的电影制作中心，包括黎民伟、吴楚帆等香港电影人，都先后在上海学习电影工作；而上海电影人为了扩大经营规模与影响力，也曾南下香港创业，后来二战爆发后到1950年5月1日不再允许大陆人自由出入香港时，又有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南下，这为香港电影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更何况，四五十年代大批内地人的涌入香港，也为香港工业(包括电影业)带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第一次的上海电影人大规模南下，是在三十年代初，这时期电影人主要是抱有创业的态度南下。在1931年时，“华北影院王”罗明佑与黎民伟以“华北”和“民新”为基础，创办了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分别在香港与上海两地注册成立。联华影业包括了联华第一厂(原民新影片公司)、第二厂(原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第三厂(原香港影片公司)、第四厂(原上海影戏公司)及北京联华第五厂，彼此之间相互独立运作，拍摄题材也各有不同。其中，联华三厂的厂长是黎北海，基本编导有关文清、梁少坡及黎北海，基本演员则有吴楚帆与黄曼莉等，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相继推出《铁骨兰心》、《古寺鹊声》、《夜半枪声》、《暗室明珠》等四部默片及少量的新闻记录短片，而更重要的是联华三厂还开办了“演员养成所”，包括李铁、石友于、唐醒图等都是毕业于此。到了1934年邵醉翁主持的天一影片公司成立了香港分厂(即天一港厂)，创业作是汤晓丹执导的《哥哥我负你》，但首先面世的是《泣荆花》，形成了第一次上海电影人南下的高潮。 　　第二次的南下潮，是在三四十年代之交，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但香港还处于比较平和的状态(香港是在1941年12月底才进入沦陷状态)，不少的上海电影人为了逃避战乱而来到了香港，包括蔡楚生、司徒慧敏、胡蝶、袁美云等。如当时的《伶星》杂志记载，“蔡楚生、司徒慧敏、沈西苓、谭友六先后到了香港，联合在港的苏怡，共同组织了一家新时代影业公司，计划拍摄一系列影片，投资人为袁耀鸿”。这批南下上海电影人再次带来了香港电影的繁华，如在1931年到1936年之间，香港仅是出产了103部故事片，但1937年到1941年，则生产了466部，且类型多元化。当然，这时期最重要的背景是抗战的爆发，不少的爱国人士拍出了抗日爱国为题材的作品，仅是1937年到1941年间，出品了超过50部，也即“国防电影”。 　　第三次高潮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这时期国内爆发解放战争，并由共产党获胜；而这时期的香港已经恢复了电影制作，仅是1948年久生产了157部作品而创下了当时的最高纪录；国内政局的不稳定，促使大量的电影工作者与资本家南来香港，无形中给香港电影带来了资金与人才，促进了香港电影的迅速发展。其中，以李祖永及他的永华影业公司最为知名。李祖永是宁波人，途径香港飞赴美国时遇到了当时知名的“制片大王”张善琨，两人商讨合作，于是在1947年创办了永华公司，并从美国订购了一批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并罗致了大批的内地尤其是上海的编导演人才，包括欧阳予倩、姚克、李萍倩、朱石麟、卜万苍、周璇等。当时李祖永的想法是制作出内地可以接受的大型国语片，然后运回内地做全国发行上映，先后制作了《国魂》、《清宫秘史》等优秀作品，可惜后来内地几乎对香港电影进行了闭门政策，永华公司入不敷出，在五十年代中期时被转手于陆运涛。这时期还有多家的左派或者中间力量的电影公司，收纳着众多的内地电影人，包括知名的长城、凤凰、新联等。 　　三次的上海电影人大规模南下，尽管原因不一，但都给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了香港电影在战后的复兴、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