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下的现代性思考——品读《人面桃花》.docVIP

历史题材下的现代性思考 ——品读格非《人面桃花》 摘要：《人面桃花》是先锋作家格非沉寂十年之后推出的力作，在其珍爱的历史题材中蕴含了对生命的现代性思考。小说体现了浓厚的新历史主义色彩，在许多方面又显现出了对新历史主义的突破，可谓格非小说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小说对乌托邦理想的描写，对秀米人生的刻画灌注了作者许多的人生思考，即是对历史的个人描写，又是在对整个历史的后现代审视，意味深远。 关键词：《人面桃花》 新历史主义 现代性思考 《人面桃花》是格非2004年长篇力作，小说取材于清末民初的反清革命历史，讲述陆秀米从一个乡村女子到革命党人的传奇人生。父亲的突然失踪使她开始正视世界，革命党人张季元就是这个神秘世界的象征，两人滋生了情感却因革命党被剿灭特别是张季元的猝死而告终。秀米出嫁途中被土匪绑架至偏野小村花家舍的一处湖心小岛上。读了张季元留下的日记，秀米了解了革命党创立大同世界的真正动机。于是，她后来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对桃花源的梦想、张季元的“大同世界”理想，还有花家舍的土匪实践，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她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活了下来，看到了革命胜利之后的乱象才去世，因而又经历了更大的幻灭——对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理想、信仰的幻灭。 《人面桃花》依然是格非所珍爱的历史题材。新历史主义是先锋作家们普遍持有的历史观，格非对先锋派的坚守体现在他对新历史主义的继承。他们对历史的理解超越了启蒙主义的宏大历史观和历史必然论的认识，“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即由原来着眼于主流历史的‘宏伟叙事’而转向更小规模的‘家族’甚至个人的历史叙事；由侧重于表现外部的历史行为到侧重揭示历史的主体——人的心理、人性与命运；由原来的努力使历史呈现为整体统一的景观到刻意使之呈现为细小的碎片状态；由原来表现出极强的认识目的性——揭示某种‘历史规律’，到凸现非功利目的的隐喻和寓言的‘模糊化’历史认知、体验与叙述”。 格非的新历史主义观念是非常浓厚的，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有充分的体现，《人面桃花》中依然烙有新历史主义的痕迹：首先是个人主体的凸现和历史背景的隐匿。《人面桃花》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就是辛亥革命前——清末民初，这样一个极容易覆盖故事的背景明显地被作者有意的隐匿在故事之后。这源于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是个人的历史，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体。所以，我们看到了秀米、张季元、王观澄等这些小人物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他们表现出人性的善良与丑恶、伟大与卑微。个人活动掩盖了历史背景成为文本历史叙事的线索，这是《人面桃花》中新历史主义的表现之一。其次是对历史发展动因的异样思考。我们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是有自身的规律的，个人能够起到加速或者减慢历史发展的作用，却不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而格非对历史的理解显然超越了这种历史必然论。在《人面桃花》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和成败都是取决于人的欲望，人的欲望、人的本性以及一些偶然因素成为了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王观澄建立的世外桃源——花家舍的败亡，看似是由于六指人的暗中计算，但如果没有没有庆生的侮辱，六指人也许只是悻悻离去。这还不是最终的原因，导致花家舍灭亡的最终原因还是几个把总多疑、恶毒的本性，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相互提防、相互猜疑才使得六指人有了可乘之机。而六指人从花家舍打破的第一个缺口——马弁，是因为他对秀米的渴望。性欲、权利欲等各种欲望注定了花家舍的在劫难逃。秀米的改革实践的失败，同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翠莲的出卖，翠莲的出卖是因为她放荡的本性和那个算命先生的一个预言。欲望、人性和一些偶然因素替代了原来的历史必然论成为文本中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细读之后，这部小说又跟格非前期新历史小说在主题上有了较大的差异。受当时流行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新历史小说热衷于历史的解码与重新编码。它张扬被历史掩盖或忽视的一面，从而以一种断续、颓败的历史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新历史小说”是对过去几十年文学中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革命宏大叙事的一种反拨，隐隐约约地也是对政治威权的一种无言的反抗。但是，新历史小说虽然对主流历史、钦定历史 “SAY NO”，却更多地却停留在文字游戏层面上，历史背景往往模糊不清，也缺少具体而明确的历史观。而《人面桃花》反映出来的关于历史的反思却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变化。表面上看，小说依然排斥了宏大、正统的历史叙事，对革命党人张季元、夏举人、包括陆秀米多有贬抑之词；对于辛亥革命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叙述者也尽量表现出冷静、超然物外的观照，引人注目的是，格非一直不断地借笔下革命者之口表达对革命本身的反思：小说中，张季元、王观澄、陆秀米都怀有改造社会的理想，有共同的桃源情结。他们对革命的领悟又是什么呢？ 张季元：“我觉得我们正做的事，很有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