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docVIP

英语知识 　　田默迪(Matthias Christian)曾是奥国来台的留学生，现任教于台北的辅仁大学。他在《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之研究与检讨：与赫胥黎原文之对照比较》一文，以中英对照的方式逐字逐句地检验严复《天演论》第一章的翻译，而指出两者之间许多的差异。此文问题意识的起点即是赫胥黎的原著与严复的译作有所不同，而在方法上他所采取的详细的本文对比，也是以前学者研究严译时所不曾做过的。作者以为严译《天演论》一书不是直译，也不是意译，而是将翻译、评述结合在一起的创作，因此他所营造出来的文字气氛与原著大不相同，可以说是偏重雅而丧失了信。再者他也注意到文化背景的因素，谈到传统伦理、哲学范畴与语汇，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推理方式对译文的影响。（注：田默迪，《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之研究与检讨：与赫胥黎原文之对照比较》，《哲学与文化》，第19期（1975年9月），第4-18页；第20期（1975年10月），第49-58页。） 　　另一个类似的研究是赖建诚对《原富》一书的分析，他对照原文，并对书中300多条案语作分类与诠释。他认为“史华慈的研究是‘严复现象’的最重要代表作”。他也同意史氏所说严译的本质是“讬译言志”，严复借着翻译斯密之书来强调求富的重要，并破除传统“重义轻利”之观念。他和史华慈一样，以为严复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大概也只是追求富强手段之一，而不是其终级目的”。赖建诚强调在严译西方经典著作之中，“除了《天演论》外，对中国知识分子并无深刻的影响”，以《原富》一书来说，该书的翻译对当时经济政策没有产生影响力，“中国知识界也未因严复的译介，而对于西方经济学说有更明确、系统的了解”。（注：赖建诚，《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汉学研究》，第7卷第2期(1989)，第303-340页。）本文的贡献在于指出由于中文相关语汇的缺乏与严复在经济知识方面的限度，使他无法精确地将斯密的要旨译为中文，而他所下的案语也是即兴而肤浅的。 汪荣祖所写《严复的翻译》一文，有心要作为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姐妹篇。他同意钱钟书所说翻译是将一种文字“化”为另一种文字，但他对严复翻译的评估却与钱钟书截然不同，钱氏认为严复和林纾一样依己意而更改、增补原著，结果把翻译变成了创作；汪氏则以严复的翻译非常成功。汪荣祖认为以直译而求信不是最好的翻译，对他来说，严复所采取的“达旨”［意译］，能够无斧凿痕迹地传达作者意旨的方式，反而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信］。汪荣祖也和胡适与蔡元培一样，指出严译在达方面所造成的问题，主要在于古文与白话文之差距，或说作者的文字表达与读者接受能力之间的差距，所以就翻译而论，他以为对了解古文的人来说，严译雅、达兼备，在信方面也没有问题；尤其是严氏充分了解穆勒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并无史华慈所说因为国家主义而忽略个人自由。总之汪氏不同意上述许多学者（包括他所景仰的钱钟书）所指出严译在“信”方面的问题，而又回到类似于民初学衡派的立场，把严译当作翻译的楷模。 四、结论 整体来看近百年来对严复翻译事业的讨论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评估传统。这些评估环绕着严复所提出的信雅达的翻译三原则。早期如梁启超、胡适、蔡元培，朱执信等人都同意严译在信方面没有问题，但因为严复以典雅的文言文翻译内容深奥的西学，因而影响到“达”。与达密切相关，但不一样的议题是严译是否产生重大的影响。瞿秋白、赖建诚等人认为其影响力有限，有些学者则反对此一论断，认为至少对熟稔古文的士大夫来说，严译曾产生很大的影响。 逐渐地学者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信的方面，以及如果不信，其原因何在等论题。对严译在“信”方面有所质疑的学者包括吴汝纶、王国维、傅斯年、贺麟、钱钟书、赖建诚等人，他们以为严复缺乏知识上的能力，如缺乏语言的技巧、不够精确、采用意译的方法，以及对西方经济学或哲学等知识背景没有充分的认识等，因而严复并没有将西方思想忠实地译为中文。田默迪的意见与此类似，他认为严复有意选择摘译与评述结合的手法，因而使译文与原文有所差距。 知识能力的不足也与另一类的批评相关，有些学者认为严译不够精确是因为严复自己的哲学或政治思想的缺陷所导致的。钱钟书说严复对西方学术思想认识很肤浅，李泽厚则说严复思想存在着内在矛盾。 除了知识方面的问题，另一个引起相当多讨论的议题是严复自身政治意识对译文忠实度的影响。吴汝纶、蔡元培、贺麟都说严复以西方学说来表达个人的政治关怀，换言之他的翻译具有高度经世的动机，因而对西方思想有所选择与扭曲。其中一种非常普遍的说法认为严复因为受国家主义鼓舞，追求群体富强，因而将民主或个人自由变成次要的目标，或将之眨抑为达成富强的工具；贺麟、史华慈、徐高阮、林载爵、林安梧都有以上的看法。贺麟更认为严复并不真正欣赏放任、容忍、自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