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学研究的历史嬗变与发展走向.docVIP

日本教育学研究的历史嬗变与发展走向 日本教育学研究的历史嬗变与发展走向 中国教育学的“舶来品”性质，使得中国教育学从创立之初就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近代以日本教育体制为蓝图的教育发展过程中，“日本体现了其‘西洋’替身的‘东洋’强国的地位，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地影响”[1]。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教育学的研究历程，其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发展模式及其路径，同时也为中国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石。明晰日本教育学研究的嬗变及动向，既是中国教育学学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工作，又是中国教育学研究者的重要课题与使命。? 　　一、 “翻译教育学”之批判与? 　　“德国教育学”研究一般而言，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教育学”在日本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1882年，伊泽修二《教育学》的出版标志着日本人独立编写“教育学”教材的诞生。留学归国的伊泽修二欲为日本师范学校的教育学科编写一本教科书，就将其在美国留学时所记录下来的有关教育学与心理学的讲义笔记总结整理出版。此后，教育学就作为教师养成学校的固定教学科目被规定下来，这一“出身”导致日本教育学在作为一门“科学”或者“学问”被研究之前，是作为一门教职科目而存在的。以降，基于英国、法国、美国“独立之人的养成”的教育理念，越来越多的日本教育学者开始致力于编写本国的教育学教材。但严格来说，这只是日本教育学学科诞生的萌芽，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研究。因为，此前所谓的“教育学研究”其实都只是属于“翻译教育学”的范畴。? 　　时至20世纪1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研究才在日本出现。这种教育学自主研究意识的萌发是源于日本民族性的批判性思维倾向。19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学术界对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教育思想“无自觉、不批判”的引进与模仿，导致日本教育学界“欧美崇拜”“西洋中毒”的学术倾向风行一时。因此，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萌动，国粹主义与西化主义的激烈斗争，使得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教育学开始进入有意识的、选择性的借鉴阶段。由于日本学术界渐渐意识到其国民生活的很多方面，较之英国、美国其实与德国更为相似相通，所以翻译、引进的对象开始向德国转移，价值取向也从英国美国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向德国的国家主义、道德主义倾斜。1887年，就任于帝国大学的德国人哈斯克内希德以高级中学的教师培养为目的开始讲授教育学，内容即为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思想。自此，德国教育学开始作为日本师范学校教育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被广泛翻译、引进。1889年，豪斯可奈特组织设立特约生教育学科，培养出了一批像谷本富、汤原元一、稻垣末松、山口小太郎、冈田五兔等著名的教育学者。这些人在哈斯克内希德回德国后，仍然在不断探索如何将赫尔巴特教学法在日本推广应用。德国留学归来的野尾精一也在帝国大学以及其他高等师范学校讲授过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但这些研究与讲授都是通过翻译克恩、麟德纳、凯伦等德国赫尔巴特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而实现的。而后，文科大学哲学科的大濑甚太郎对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思想进行了体系化整理，其《教育学》一书随后被作为帝国大学教育科的教育学固定教科书。可以说德国教师的宣讲以及留学德国人员的归国使得德国教育学被带入日本，并成为这一阶段日本教育学研究的主体。? 　　二、“德国教育学”之批判与? 　　“日本教育学”构建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日本的胜利激起了日本学者的民族意识，教育领域中倡导日本教育学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被全盘借鉴过来的赫尔巴特教育学体系在日本面临着解构的局面。其实早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被称为“日本教育学始祖”的日高真实，就在其《日本教育论》中主张过“教授应该以本国的事情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内容独立论。此外，全面致力于践行日本教育学独立的先驱者能势荣，于1895年出版了《新教育学》。这部教育学著作与当时众多的译版教育学不同，它巧妙的吸取了佩吉与诺森德、斯宾塞与詹姆斯及科恩佩尔与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教育学。它代表了19世纪末日本教育学者开始不独一家学说、博采众长进行反思，构建日本教育学的尝试。之后，泽柳政太郎于1909年出版《实际教育学》一书，尖锐地批判了“讲坛教育学”毫不接触实际问题，只宣扬一家之言的学术风气。泽柳政太郎对以往教育学的批判可以概括为四点，即“过于空洞、脱离实际、众说纷纭以及回避教育上的大问题”[2]，强调要彻底改造它就必须建立新教育学。据海后宗臣《明治·大正·昭和教育学说史》的记载，自上述泽柳政太郎《实际教育学》问世之后到20世纪初期，作为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对立物的实验教育学思潮出现，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试图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研究教育现象。这种方法给当时的教育学研究树立了新的风气。不过，这种变化始终停留在单纯的学說介绍上，并没有实际着手进行教育的实证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此阶段的日本教育学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