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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表现形式 龚? 益 ? 公众参与的主体及其行为动因? 顾名思义，公众参与是公众对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参与，参与的主体是公众。但是实际意义上的“公众”则是众多分散个人的集合。公众是社会人的集合，而社会人的基本成分和前提首先是自然人。其实不仅仅是公众参与，凡是涉及到社会经济活动的事情，真正的主体就应该是个体的人。抽象概念下的公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政治、经济活动的当事人。我们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了个体的人或者说自然人的存在，只是把眼光注视在集体和集团身上，这种片面性所造成的后果，恰恰是社会活动主体意识的丧失。集体的人，社团法人概念不过是自然人或经济的人的延伸，应该回到自然人本位，承认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可以是行动和行为的发生者，即公众参与的主体。? 强调个人在公众参与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排斥组织的力量和作用。组织的目的是降低成本，获得“生产者剩余”，是合力的作用。集体或团体只是集合的个人，而政府，从理论上说更应是公众利益的集中体现者。极而言之，由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性所决定，所有代表公众正义的力量都可以是公众参与的行为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在并非特殊的情况之下，最应该代表公众利益的国家机器往往存在着日益与公众相脱离并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倾向，从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对立。关于此种现象的解释，是“国家”的抽象性以及组成政府的若干部门存在着蜕变为独立利益集团的可能。不论何种级别的行政部门，只要坠入以权力谋取利益的黑洞，就会无可避免地滑到公众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的对立面。? 时下流行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受益者生活在未来的世纪。这种看法固然正确但不全面。试想，如果当今社会公众的基本生活条件都不能得到保证，未来世界的前景又何来光明？当今世纪的公民与他们的后代人一样，同样具有享受适度生存条件和要求逐步改善、至少不要明显恶化的权利。无可否认，今天我们谈及的公众参与，就其参与者而言其主要的成分是在付出——并非仅指金钱货币，心智与时间甚至牺牲所谓的“方便”也应该属于付出的范畴。这种“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参与行为，是善良人性与高尚人格的体现和完善。在“举手之劳”当中，人们获得道义上的满足，也表现出对未来美好世界的向往。? 一般来说，所有热心公众参与的行为都是善良的。但是当人们发现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趋于无效时，即使是善良的人也会考虑退出公众参与的行列。肯定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信仰的关系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而让别人得到幸福，甚至不去计较自己的参与是否有效。经济学关于利益是唯一驱动的所谓“个人理性”假设（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在这一部分人群中失效。这些人从自己的行为中获得精神和信仰方面的满足，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友好和温情。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eil North，1981）在谈到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时就曾经指出：“新古典派经济理论可以说明人民为其自身利益行动的行为方式；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不为选举所惑；它也可以解释由于白搭车问题在个人利益受到忽视的地方，人民之所以不参加团体活动的原因。但是，它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为自身利益算计的行为并不是动因。”? “君子不言利”。谈论公众参与的成本问题也许最容易引起反感和误解。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一直崇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塑造公而忘私、兢兢业业的无我社会，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应该说，所有真正有价值的公众参与都有收益，但是这份收益未必立即出现，也未必会落在实施参与的人身上。对于单个的人或者单位来说，“参与”的收益与付出之代数和可能为负。在坚持“个人理性”的框架之内，这个问题很难得到解决，所以也就难以得到持之以恒的公众参与。? 好在事实并非如此令人沮丧。慷慨可能是人性最好的标准。中国境内形形色色的希望工程当然不必说，即使在西方国家，慷慨解囊的也大有人在。根据统计的结果，1999年有13%的德国人和19%的法国人献身于公共事业，在美国有49%。43%的法国人和44%的德国人以及73%的美国人曾经捐钱给慈善事业。富裕的欧洲人和日本人比美国人交纳了更多的税，那其中有一部分也是用于社会福利的。不过，美国私人性质的慈善性支出的确可观：1999年就达到1900亿美元，等于联邦预算的1/3，或是等于整个国家收入的2%。同样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美国一年上千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以1996年为例，那一年美国人平均每户捐款1017美元，相当于捐出全年收入的2.1%。他们把这些钱捐给了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饥民、索马里的灾民、科索沃的难民，还有中国大陆的洪水、台湾的地震的等等，都是他们捐赠的对象。除了捐献金钱，美国人的公众参与更包括捐献时间。义工在美国早已是一个普遍现象。1993年“国际海岸线清洁日”，全美有22万义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