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删诗的争论.docVIP

关于“孔子删诗”的争论 孔子删诗说，乃司马迁首倡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和《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193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暨大馆七楼特藏，索书号K204.2781.27） 后汉班固同意司马迁之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也。”（《汉书艺文志》卷三十，第170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暨大馆七楼特藏，索书号K234.781.6） 到了唐代，孔颖达开始怀疑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诗谱序·孔疏》，第263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暨大馆七楼特藏，索书号Z126.1.831）孔说一出，自宋迄清乃至近当代一些学者纷纷宗之，都不相信“孔子删《诗》说”，其理由，概括如下： 第一，《史记》既说《诗》本三千余篇，经孔子定为三百篇，那么逸诗应该多于删存诗十倍。但今之所见逸诗却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况且孔子删诗，也不会删去全诗的十分之九。此说肇自孔颖达。清人赵翼根据《国语》、《左传》中所引《诗》的文字，统计了逸诗的数目，来证实此说。（详见赵翼《陔馀丛书考》卷三，第25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暨大馆藏五楼，索书号K207.20074） 第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季札适鲁观乐，鲁大师所歌之风，除未及曹乐之外，于者无出于今十五《国风》（详见《十三经注疏》卷三十九《春秋左传正义》，第2006页），此事在孔子之前，故《诗》三百篇在孔子前已初具雏形，孔子未曾删诗。南宋郑樵在《六经奥论·删诗辨》（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经部·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卷三，第688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影印版。暨大七楼特藏，索书号Z121.5.20061.63）、朱彝尊在《经义考》（见该书卷九十八，第533页，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暨大馆七楼特藏，索书号B222.20051）、崔述《洙泗考信录》（见该书卷三，第7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暨大馆七楼特藏，索书号Z121.720061.143）都有论及。 第三，《论语》中《为政》篇和《阳货》篇载孔子言及“《诗》三百”、“诵《诗》三百”，应指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孔子所删存之诗。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更进一步说明孔子在正乐以前已经在说“诗三百”“诵诗三百”，因此正乐绝非删诗，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见该书卷首下，第4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暨大馆四楼，索书号I207.222.20083） 第四，司马迁说孔子删诗“取可施于礼义”，但仅所见逸诗中大有可“可施于礼义”者，孔子为何删去？删存诗中又有郑卫“淫时”，孔子为何存而不删？可见孔子未曾删诗。此说朱彝尊《经义考》中有论及。 上述反对“孔子删《诗》说”的四个理由，刘操南先生在《诗经探索》（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暨大馆藏四楼，索书号I207.2.20048）一书中都做了批驳： 第一，刘先生认为今本《诗经》是经过五百多年的创作累积下来的，三百篇在孔子之前已具雏形，并且在周室和各诸侯国皆有藏本，这些藏本篇目基本相同，但稍有出入。孔子周游列国时有可能将这些藏本荟萃起来，诗篇共计是有三千余篇的。这三千余篇各本重重复复，篇目字句偶有出入，基本上大同小异，也各有缺失，可以相互补充与纠正，孔子就是借以相互订补，定为三百篇。刘先生实际是认为删诗即“去其重”，这种说法清人赵坦在《宝甓斋文集》中也有论及，但前者是建立在《诗三百》在孔子之前已趋定型的的基础上的，因此比后者更有说服力。刘先生根据自己收集出版《红楼梦弹词开篇集》的实践经验以及汉刘向x校《荀子》时留下的校勘记，以今证古，以古证古，有力地说明删诗就是“去其重”。张西堂先生在《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认为《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关“去其重”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文字乃后人窜乱所致。张先生引了《史记·宋微子世家》的一段话：“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与《孔子世家》中有关孔子删诗的那段话作比较，认为《孔子世家》把《商颂》当做商代的诗，与《宋世家》中把《商颂》当做周代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