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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因斌论文 　　 略论“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 坚持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特点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基本国策，是我们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基本方针。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曾明确指出：“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见，深入剖析和理解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对于更好地贯彻这一方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国家实现统一的方式，不外乎文武两种。武，是通过战争以武力实现统一；文，则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统一。前者，须经过血雨腥风、炮火硝烟的征战，其损失之惨重，代价之昂贵，是难以估量的。而后者，只须面谈舌战，共同商讨，便可和平地实现统一。但文明会谈、和平统一，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必须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拿出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原则和办法。而‘一国两制’方针，正是这种原则的成功典范。 我们首先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一国两制”方针，从最初的基本想法，到得到明确表述和正式肯定，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凝聚着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等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表达了所有盼望统一的华夏子孙的共同心愿。 毛泽东历来认为，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必须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台湾问题上，他坚持把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主张战略上台湾必须收回，但在政策和方式上则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建国初期，毛泽东强调革命必须彻底，对台湾重点是武力解放。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侵占台湾，使解放台湾受阻。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台湾问题。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阐明我国对台湾政策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之后不久，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58年10月毛泽东在亲自执笔写出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到63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并加以发挥，概括地提出了“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政策。这种战略性思考及政策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维，同时也为邓小平、江泽民两代领导人新思路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理论政策基础。 邓小平作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政方针，是对毛周等第一代领导人和平统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一代领导人没有来得及加以完善并投入实践的新思维，从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又向前飞跃了一大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经过第二代领导核心的进一步阐述和实践中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已成为一种完整的有理论基础、有政策方针、有实践经验的内容丰富的科学。 江泽民作为建国后的第三代中共领导人，又继承、发挥和亲身实践了前两代领导人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特别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他于95年1月发表的新春讲话，亦即“八项看法和主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前两代领导人和平统一思想和“一国两制”构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挥。 综上所述，“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高度政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且为和平解决现实中的国际、国内争端树立了正确典范，具有重大的不容置疑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 认真剖析一下“一国两制”方针的科学内涵，我们会明晰地形成一种体系完整的共识。 第一，“一国两制”方针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这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内涵。按照这一核心内涵，中共所要表述的观点就是：国家主权只有一个，它是不可分割的。在世界上代表中国的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世界只能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就告诉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存在着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保留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只能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在这一个中国之内，社会主义是国家的主体，其主体的性质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两制”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两种制度。绝不能曲解为“两国”，也绝不是“一国两府”或“一国多府”。中共之所以提出上述观点，是由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决定的，是符合国家政治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的。30多年来，“一个中国”的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其正确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