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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服务对象 ——读彭礼贤教授《共和国文学足迹》脞谈之二 彭礼贤教授是主攻中国当代文学的。他的鸿篇巨制《共和国文学足迹》（以下简称《足迹》），不但回顾和总结了建国初十七年、“文革”十年共和国文学的趑趄步履，而且回顾和总结了新时期前二十三年共和国文学的风雨历程。无论对“伤痕文学”的论争，对“向前看”文学和“向后看”文学的论争，对“歌德”文学和“缺德”文学的论争，对《假如我是真的》、《女贼》、《在社会档案里》三个剧本的论争，对批判《苦恋》的论争，对文艺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彭礼贤教授都能广采群言，爬梳剔抉，参互考异，自出机杼，奋其洞见。多少破冰解冻的经验，多少跄踉颠仆的教训，多少醍醐灌顶的启迪，彭教授都和盘托出，让我们去回眸，去深省，去警觉，充分表现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用一生的岁月呵护文学殿堂的坚执精神。当代文学虽然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不过浪花几朵，但它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完全用时间来衡量。共和国诞生、“文革”浩劫、改革开放，这些历史的节点必然给文学带来剧变和转折，形成一个个令后人驻足凝视的漩涡。所以，兼具文学品格和史料价值的《足迹》一书，其意义是警钟长鸣振聋发聩的，是启沃后世至深至远的。彭教授年老体不衰，大器晚辉煌，实在让碌碌终生之我辈高山仰止。 作为蓬累而行于乡间野郊的樵山钓水者，我对当代文学素不敢贸然雌黄。永丰中学一位拜读过《足迹》的语文教师对我说，以上问题归根结蒂仍属于文学为政治服务和如何服务的范畴，并未跳出共和国之前三十年文学被“极左”路线裹挟和绑架的窠臼；他还说，共和国文学几十年争来争去，批来批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生常谈千遍万遍的，不就是文学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么？太单调和狭窄了。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位教师还是有点学术眼光的。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有多少问题可以探索和研究呢？鲁迅先生说：“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是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几十年折腾和纠结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确有点狭隘和偏颇。仅就文学的服务对象而言，情况也是纷繁复杂的。现在，我们党提出了“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强调文学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毫无疑义，这个方针比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内涵要丰富得多，外延要宽泛得多，也给人们以情感上的馨香和暖色；毫无疑义，这个方针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指导文学为几千年未有之盛世树碑，为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造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塑造文化灵魂，进而形成一种健康清新、足以供人们信仰的强势文化，引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前进的正确方向和坚定步伐。但是，从漫长的历史和无穷的未来看，文学的服务对象显然更为广阔，更为繁夥。 （一） 文学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告别革命论”，百家争鸣，聊备一说。但“革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民意基础，有其合理性，有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19世纪的美国革命，二十世纪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不如此。文学为革命和政治鼓与呼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很重要的。革命和政治往往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决定着历史和时代的走向，决定着普罗大众的祸福。面对“烈山泽，以辟新局”的革命运动，文学和文学家们应当有自己当仁不让的“宏大叙事”，任何作壁上观和逃避藏匿将为人民和历史所不屑。古今中外有无数文学服务于革命服务于政治的事例为后世传颂。1892年法国革命群众和义勇军战士在《马骞曲》的激励下冲向奥普侵略者，保卫革命胜利成果。资产阶级革命歌曲的《马骞曲》后来成为法国的国歌。1888年巴黎公社之后不久产生的《国际歌》，成了唤醒和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一切剥削制度，解放自己并最后解放全人类的号角。当年，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歌颂了俄国工人阶级日渐成熟的革命热情，日渐高涨的革命斗争。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更是以燃烧的革命激情，呼唤革命暴风雨的到来。高尔基用文学为武器，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故被誉为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俄国革命的海燕，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者。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塑造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红军指战员的光辉形象，描写了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精神，讴歌了伟大的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成长和最后的胜利。在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们的作品揭露和抨击日本强盗和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侵略，揭露和抨击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黑暗、丑恶和龌龊，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岁月里，文学更成了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抗战时期，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孙犁的《荷花淀》，丁铃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