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华《关于“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说》.docVIP

关于“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说 近来，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惊现曹操墓的消息，又一次把有关“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一系列问题推到了世人面前，要求人们重新梳理相关资料并作见仁见智的评析。 其实，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冢”只不过是从南宋时代兴盛起来的民间传说。如所周知，凡是“传说”的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完全属实或基本接近事实，尽管事实隐而不显，但人们总可以由表及里地找到某些实证；另一类则属虚构，不过，尽管这类无稽之谈在历史学、文献学等科学研究方面不可能得到支持，但是，传说的种种内容无不蕴涵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同样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照我看，“疑冢”说属于后一类。下面，本文试从五个方面略陈己见。一，早期的史志显示，从魏晋到唐代，曹操墓的所在地是非常明确的。可以想见，“疑冢”说在唐以前还没有出现。 比较可信的文献告诉我们：经历了一千七百九十余年风霜雨雪的曹操墓，从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下令营建之日起，就不是什么秘密。据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卷九《夏侯尚传》、卷十五《贾逵传》及《晋书·宣帝纪》可知，曹操死于洛阳，年六十六，时为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庚子），即公元220年3月15日；他的谥号是“魏武王”，遗体由夏侯尚、贾逵、司马懿等护送到魏王的国都邺城，事先营建的墓地在邺地的西陵，下葬的时间是二月二十一日（丁卯），即西历4月11日，魏国把这座陵墓称为“高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陵”虽然按照曹操的遗嘱“不封不树”，但这座陵墓并不是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可寻可辨的外部标记。据《三国志》、《宋书》、《述异记》等记载，“高陵”在曹魏时代原有一系列非常显著的地上标志物，例如祭殿、藏玺室、陵屋、铜驼、石犬，等等。后来，上述标志虽然逐渐堙没，但是从南北朝到唐代，世人对曹操墓的确切地点仍然没有发生怀疑。最明显的例证有以下三件。一是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1998年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345）鲁潜墓志，墓志上间接地说明了曹操墓的具体位置。二是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645）征高丽时路过邺城的曹操墓，曾作《祭魏太祖文》。三是唐代学者李吉甫（758－814）在《元和郡县志》卷二十“邺县”条下记载：“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总之，从三国到唐代，“曹操墓”的地理位置相当清楚，由此可见，“疑冢”说在那时还没有产生的条件。二，“疑冢”之说，滥觞于北宋，兴盛于南宋。 随着朝代的频繁更迭及古墓标志物的完全消失，对于北宋人来说，邺西沿漳的群墓中哪一座是曹操墓，已经无从指认。王安石（1021—1086）《将次相州》诗云：“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驎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其中“八九丘”、“空垄亩”、“知谁是”等语句，就是对曹操墓难以确认的描述和评议。此后，南宋初期的李壁为“八九丘”作注云：“余使燕，过相州，道边髙冢累累，云是曹操疑冢也。”如果说，王安石对“八九丘”的疑问只是“疑冢”说的滥觞现象之一，那么，李壁注中“曹操疑冢”的说法，至迟在南宋初期已经广泛流传了。 “疑冢”说兴盛于南宋，跟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曹操作为著名的历史人物，所受的评价历来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而上下波动。曹魏时代，缪袭所造的《魏鼓吹曲》对曹操颂辞是：“越五帝，邈三王。兴礼乐，定纪纲。普日月，齐晖光。”但西晋时代的评价就降了一格，陈寿就在《三国志》中拿曹操跟刘备对比，盛赞刘备“弘毅宽厚”、“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是一位在处理后事方面有“至公”之德的君主；而曹操则属于“明略最优”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一位“矫情任算”、“鞭挞宇内”的雄豪。到了东晋，随着东晋正统论的飙起，曹操被贬斥为篡夺正统政权的逆贼，他那奸狠的一面在后来问世的《世说新语》假谲篇、忿狷篇中均有生动的描述。南宋政权偏于东南一隅，跟东晋的形势相似，于是占领北方大片土地的敌人，被类比成三国时代的曹魏，这样一来，曹操的“假谲”特点又被无限放大，“七十二冢”的传说也就应运而生了。范成大《七十二冢》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自注云：“七十二冢在讲武城外，曹操疑冢也。森然弥望，北人比常增封之。”刘辰翁《金缕曲》有云：“寂寞西陵歌又舞，疑冢嵯峨新土。”自注云：“金人为曹操疑冢增土。”这类诗词通过对曹操的贬斥，抒发的是对北方“寇贼”的激愤之情。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尽管“疑冢”说并没有事实根据，但这种说法既已打上了特定的时代烙印，当然也不失为思想史、文化史上有一定价值的研究资料。三，所谓“疑冢七十二”，元明时代已被载入史志，清初又被补进著名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其影响之大，超过南宋。 元人杨涣《山陵杂记》云：“曹操没，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明人李贤等撰《明一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