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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影响。 “文化”的含义比较宽泛。文化是有思想的人创造的。有系统的思想理论被称作为观念文化，这是各种文化形态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观念文化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除观念文化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历史文物。文物含器物，如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金银器、漆器、铜镜、古钱；含艺术品，如书法、绘画；还含有古建筑、陵墓、古代服饰等。除文物外，传统文化中还含有社会制度，即所谓制度文化，以及关于文学、史学、医药养生、农学、天文历算、科技等古代书籍。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四个方面： 一、“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有这样的特征：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因而古代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视礼仪形式，提倡德治，力求使社会各个等级和睦相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古代“人文”精神特别重视社会的细胞——家庭。古代“人文”精神还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企求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世界。 二、“自然”精神。道家经典《道德经》将“无名”作为天地的原始，将“有名”作为万物的本根。《道德经》一书还提出要如实的去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人的主观想象，因为天、地、宇宙来源于“道”，而“道”是自然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道家的《庄子》则强调人们应当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不能破坏自然。《庄子》并非要人们在自然面前无所事事，而是主张按照自然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去认识它，在不伤害自然的前提下，向自然索取人类需要的生活资料。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从自然界汲取美感，进行艺术创作。 三、“奇偶”精神。“阴”“阳”是中国传统文化两个最常见的范畴，当人们用阴与阳来解释自然和人事变化的时候，又在数字的计算方面归纳出“奇”与“偶”的概念。奇与偶的分离和结合，乃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征。 四、“会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它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又能加以消化吸收，用以丰富自己，这就是“会通”精神。 中国古代哲学是相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而言的。学术界一般把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时期，也就是传说周文王推演《周易》的时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哲学称为传统中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 现在一般把中国哲学划分为七个阶段，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乾嘉朴学。 先秦子学。先秦时代，礼崩乐坏，诸候异政，百家异说。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一家之言”者，《汉志》所录竟达189家，造就了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高峰。汉代学者以“九流十家”来概括总结先秦诸子学术先秦时期诸。这个时期思想异常活跃，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形成了众多思想流派。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先秦哲学探讨的重点侧重于政治、伦理、道德、人生等问题。可以说，先秦子学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掀起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两汉经学。汉代统治者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终于在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家思想始定于一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用了大约400年时间。此外，在汉代，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这是外来文化第一次与中国本土文化接触。汉代的主要哲学家有董仲舒、王充等。 魏晋玄学。东汉末年，“苍天已死”，名教衰落，社会动荡，人心思治。魏晋时期，一反两汉时期繁琐的经学及神学目的论，尊崇老子、庄子及《周易》，号称“三玄”。这一时期，在思想和思维方式上出现了一次大的解放。其时哲人，以玄谈的方式，来为名教给出新的论证，探讨儒、道的内在相关性以及本末地位，从而引发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本与末、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的关系，语言和思想的关系，肉体和精神的关系等多个重要学术辩题，哲人们的理论创造空前活跃。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弼、欧阳健、郭象、范缜等。魏晋时期，道教、佛教思想也在兴起，儒释道三教首次处于三足鼎立，势均力敌阶段。 隋唐佛学。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碰撞与融合，至隋唐时期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形成了众多的佛教流派。在隋唐佛教诸宗派中，禅宗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隋唐佛教探讨的中心议题之一是佛性问题，也就是心性论问题，内容包括人的心理活动、感觉经验、道德观、社会观、认识论以及宗教实践等。 宋明理学。唐宋之际，民族杂糅，价值混乱。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矛盾尖锐。韩愈、李翱发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