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中华复兴中的伟大作用.docVIP

　　儒释道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因素。儒家的仁学、道家的道论、佛教的禅宗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传统。杂多化催生和谐特质；市场化催生民主特质；现代化催生科学特质；全球化催生创新特质。中国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伟大作用将体现在：和谐特质孕育中华万事兴旺，民主特质焕发人民聪明才智，科学特质铸造中华灿烂文明，创新特质推动中国综合创新。 　　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阶段，我们必须有个文化的自觉，清醒地认知我们文化的起源、演变、优点、缺点和它将来发展的趋势，以便发挥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伟大作用。 　　一、中国文化的特质特征 　　《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开启了中国儒家、道家的思想学说。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佛教，发展到东晋南北朝开始融入中国文化。儒释道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因素。 　　儒家的仁学，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人本主义传统。“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家仁学的精髓。“仁”就是爱人，就是泛爱众，人与人之间要相爱。孔子仁爱有两条根本性原则，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就是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准则、道德规范。”不知礼“，”无以立“，”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付诸于实践，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高明而道中庸“。”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道家的道论，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自然主义传统。清静无为是道家道论的精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为无为，则无不治。“”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通篇贯穿着谦下后己、清静和顺、无为而治、崇尚自然的思想主张。 　　佛教的禅宗，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解脱主义传统。因果论是佛教一切理论的基础。”苦“、”空“是佛教的主要教义。生、老、病、死是最基本的四大苦，此外还有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色受想行识）炽盛苦，这都是”前生注定“的。苦的根源是三毒：贪、嗔、痴，此三毒又归结为烦恼障和所知障。但”命由己造，命由己立“。于是倡导用戒、定、慧三学来对治。”空“就是所谓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生、住、异、灭是一切有为法的四种状态。生命体是非恒常的、没有独立自性的，一切都是有情给你的，必须还给有情。做好当下事，回归平常心，做个自在人，由无常、无我的尘世状态达到涅槃寂静的禅的境界。 　　儒道佛互补。一是积极治世、修德敬业的人本主义，一是消极应世、减损欲望的自然主义，一是”拒恶行善，自净其意的解脱主义。人本主义、自然主义、解脱主义，以各自独特的功能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 　　“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儒释道三者相互配合，造就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 中和大于对抗。中国文化既有儒家经世的刚强精神，又有道家纬地的柔顺精神，同时还有保合太和的和合精神。儒家贵阳、重刚，道家贵柔、重阴，一个刚强，一个柔顺，同时强调“和为贵”，“与世不争”。这就营造了中国儒道冲突、融合而互补互济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中国人中和大于对抗的心理结构和人格。 　　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皇权大于民主、家族大于社会。中国文化具有深重的儒家“三纲”、“五常”、“十义”的特质。三纲指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就是“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同时又具有生生的道家“小国寡民”的基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三纲”、“五常”、“小国寡民”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人“皇权大于民主、家族大于社会”，重“天下”，轻“国家”，重“家族”，轻“社会”的心理结构和习惯。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顺天大于科学、崇拜大于信仰。中国文化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很深。朱熹讲：“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人不可分离。同时又受道家“崇尚自然”思想的相当影响。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归根结底要效法自然。并且，中国文化受佛教“禅宗及人间佛教”思想的一定影响。禅宗宣扬即心即佛，人间佛教提倡弘扬佛教道德思想使人间成为净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禅宗及人间佛教”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人“顺天大于科学、崇拜大于信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在处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上， 守成大于创新。中国的儒道佛和欧洲文艺复兴分别造就了世界两大强势文明：中国高情感文明和西方高科技文明。西方的文明底座不稳，高精尖突出，中国的文明底座很大，高精尖不够；西方文明是英雄崇拜，极限冲击，中国文明是政治文化，妥善管理；西方是高科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