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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发展情况 　　导语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年一度的世界智库排名公布。中国数量全球第二，不过进入前一百的只有六家。这份报告越来越多被中国媒体和学者所提及。这和被称为国家软实力的智库受到重视有关。 　　一、尽管中国智库数量很多，不过“真智库”数量、质量皆有限 　　1、从兰德公司“抢中国智库生意”说起—— 　　一说到全球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绝对赫赫有名。比较不为人知的是，兰德公司也有中国“雇主”。他们为海南、江苏、天津和广东等地的一些政府部门做过调研报告。例如，当初为了迅速地发展海南省的经济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他们曾为海南省提出了改组财政系统、改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方案。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兰德公司这个“外来和尚”做这些研究先天不足，毕竟是美国智库，很多东西出于“安全”考虑会有限制。另一方面，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智库机构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约3.5万人。为何这些沿海省份舍近求远呢？ 　　09年的时候，兰德公司总裁汤姆逊曾经来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并没有类似兰德这样的综合性智库，即研究领域也很广，每个领域的专家又能研究得很深的机构。比如兰德在物流、能源、军事等诸多领域都做得很深，但涉及的领域又远不止这些方面。”这其中，除了强调综合性之外，也有强调实用性的意思。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智库其实就是提供公共政策的，社会有这样的需求；第二，中国的智库在提供公共政策上似乎能力还有欠缺。这是为何呢？ 　　2、被“抢生意”的中国智库短板：不够独立导致不够深入，缺影响力、公信力 　　什么是智库呢？英文叫“think tank”，有人也把它称之为“思想企业”，专门制造思想产品的。这种“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独立。尽管它可能从政府、财团获得经费，但独立于二者。所以，一些新闻报道中把中国古代的“门客”、“谋士”拿来和智库类比并不妥帖。真正的智库其实和官方体制内的政策研究机构不相同，是个“舶来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资料显示，中国的民间智库只占5%。而这些机构一般很小。难有影响力。绝大部分智库都是官方、半官方背景的话，因为经费的依附等因素，很容易走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外智库管理体系研究”课题组所做《新时期加快我国政策咨询类智库建设的建议》就说得很明白，“国内智库的主体是各级党政组织主办的研究机构，针对特定问题及其所提政策建议的讨论，缺乏不同群体的深入参与，公信力不够。”另外，在一些报道中也提到，由于担心自己的建议不符合相关部门意见，怕影响到“前途”，一些智库不够中立。 　　所以，前不久，在人大举办的一个关于智库的研究会上，许多与会者都同意，大多数研究机构，甚至可以说，99%的研究机构可能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智库。 　　二、可在现代社会，智库对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很有作用 　　1、智库能提供思考公共政策的理性工具，而非一个简单的“复兴指数” 　　中国有过这样的智库报告内容：“中国2049年超越美国”、“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62%”……让人觉得不明所以，甚至觉得智库无用。实际上，智库的确会提供一些数据，而依托在数字背后的，却是解决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工具。 　　在加拿大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智库叫费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该研究所的口号就是，“如果重要，就去量化它”。因为这个研究所认为，在很多有关公共事务的争议中，人们总是困于眼界，依靠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来发表意见，如果能够帮助人们全面考虑问题，那么许多争吵就无必要了，容易达成共识。 　　例如，费雷泽研究所曾发现，加拿大在择校问题上争议很大，莫衷一是。而家长作为纳税人，也对公共财政能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福利很关切。所以，从1998年开始，费雷泽研究所就通过很详细的数据，发布加拿大几千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报告，除了综合实力排名外，甚至还细化到每一科的能力上。这样大规模的发布很快引发反响，受到压力的政府部门也跟进改变了一些教育政策。至今，这份报告还是加拿大影响最大、最权威的学校质量指南。 　　另一种工具更加地高端。它不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而是系统地研究公共事务的。比如在社会调查中有一个方法叫“德尔菲”法，就是在智库研究中得到发展、发扬的。这个方法克服了在专家讨论中经常发生的专家们不能充分发表意见、权威人物左右其他人的意见等弊病。结果被运用于许多社会公共事务的研究中。 　　所以，智库提供的，其实并不是一份份枯燥的报告和数字，相反，它是和人们的公共生活休戚相关的。而智库所带来的恰恰是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理性。这样的理性，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组织提出最为合适，也更容易达成共识。 　　2、智库能提供科学方法下的研究成果，公共政策受惠于此不是一时、一地的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智库缺失长远、战略性的眼光。另一方面又被指大而不当，基本是一些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