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简历.docVIP

水族简史 隋唐时期，湘、黔、桂边境一带统称为“溪洞”之地，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处于部落、部族阶段，部分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在《宋史》中关于抚水州(包括抚水、京水、多逢和古劳四个县，主要为今广西环江一带，及毗邻贵州省荔波县的部分地区)的记载，可以看到“夹龙江居”水族社会发展的轮廓。当时，这里的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发展，平地广种水稻，有“种稻似湖湘”之记载，酋长居住的地方有“楼屋战棚”，并有栅栏护卫。“其酋皆蒙姓……民则区、廖、潘、吴四姓。亦种水田，采鱼。”为了反抗封建王朝的高压统治，抚水州的水族上层还组织地方武装，多次“犯边作乱”，威胁到中央王朝的统治。同时，水族首领还私自铸造水书大钱。从蒙令、蒙汉诚、蒙虔玮、蒙填、蒙顶、蒙承贵到蒙赶称帝，抚水州都几乎没有停止过反抗压迫的活动。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抚水州蛮“数寇宜(山)融(水)州界，转运使俞献可招抚，群蛮抗命，侵略不已”，后命平州刺史曹克明领兵征讨追斩殆尽。“诏以抚水州为安化州，抚水县为归仁县，京水县为长官宁县”。为防止水族人民再与朝廷抗衡，宋王朝除改抚水州名外，还有意识地把水族人民迁移到汉族地方安置。《宋史》载：“愿迁处汉地者七百余口，诏分置广西信荆湖州军，以田粮。”宋朝出台这一决策之目的，就是要分化瓦解水族社会实力，从根本上消除西南地区隐患。从此水族社会日趋衰微。 　　宋末元初，水族已进入封建社会。蒙姓贵族在龙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封建领主制度的形态，但仍保留着较浓厚的农村公社色彩。表现在领主对辖区内土地并无绝对的支配权，人身依附关系并不牢固，而且在社会基层组织的“洞”或“寨”内，成员还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洞”、“寨”内有自己的领袖“都老”管理内部事务，遇有战事则敲击铜鼓或吹牛角，由“都老”召集成员参加战斗。成员可以自由使用洞、寨公有的山林、牧场，但经过开垦的土地则归垦者占有。对封建领主的贡赋亦以村寨作为负担单位。 　　元朝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招抚政策，设置了一套从路到总管府、军民府的统治机构。1283年，四川行省参政曲立吉司用武力镇压了贵州南部“九溪十八洞”的少数民族，加封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通过他们来统治少数民族人民。不久，邻近的烂土、陈蒙等处的“洞长”也接受了元朝的封号，改陈蒙、合江两洞为州并增设了陈蒙、烂土军民安抚司。规定按期向封建王朝纳贡丹砂、雄黄以及马匹、雨毡、刀等物。 　　明代，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在较平坦的地区新开了很多水田。在过去采用“刀耕火种”的山区，也已开辟为梯田，改变了过去“不以牛耕”的习惯，兴修水利，灌溉田亩，生产技术有所提高，粮食产量有了增长。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开垦，出现了许多不向土司、土目交纳负担的“私田”，农民间分化出一部分新兴的地主阶级，领主经济逐渐向地主经济转化。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纺织产品不但可以自给，还有剩余拿到市场出售。定期赶集的初级市场也在不断形成，并出现了较大的集镇。驿站的普遍设置，在客观上便利商旅的往来，与外地经济往来联系更加密切了。随着江南汉族移民大量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水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互相学习，友好相处，对水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明代沿袭元代分封土官的办法，在水族地区设置土司。水族人民不仅要向封建王朝交纳赋税，同时还要给土司、土千总、土目服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如耕种“印田”、“塘田”、“伕田”、“鼓手田”、“筷子田”等，种某项田的农民就要负担差役或交纳某种实物，种“伕田”的要给土司抬轿。土司家庭的一切糜费、鸡鸭、柴草以至筷子，都要农民定期交纳。土司拥有官吏、军队、法庭和牢狱，对农民有生杀予夺之权。明代在加强土司制度的同时，在有条件直接统治的地方，则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如明初，封建王朝以武力消灭了荔波的蒙、皮、雷三姓土司以后，分置方村、蒙村、穷来村三个巡检司。1506年又改司设县，委派流官统治。在明代封建统治阶级和土司的剥削压迫下，水族人民和邻近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较大的就有十多次。今榕江县境内的八开土司、三都县境内的甲早白姓土司等，也与当地的水族发生过多次纠葛抗争。1432年水族人民在韦翁同的领导下，反抗烂土土司的斗争;1479年水族人民支持苗族人民反抗安宁土司的斗争;1489年水族人民围攻镇压人民的军事据点杨安堡等。 　　从清初到鸦片战争的200来年间，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平坝地区，水稻亩产可达三百斤以上，已有少数从农业分离出来的独立手工业者，在烂土、三脚屯及荔波县城等城镇出现了小规模的手工业作坊。根据嘉庆年间的记载，当时手工纺织技术已达相当水平，烂土出产的斜纹布，称为“顺水班”，行销邻近各县。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