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敬业与乐业看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教育观.docVIP

从《敬业与乐业》看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教育观 1920年，在欧洲游学了近两年的梁启超先生回到祖国。此时的他逐渐疏远了政治与仕途，转而专心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1921年，他在北京和天津的高校作了多场演讲；第二年，他应南方各社会团体的邀请，赴南通、上海和南京等地讲学。本文正是8月14日他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所作的演讲，演讲稿曾发表在8月18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此后商务印书馆将这次江南讲学的演讲稿加以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梁任公学术讲演集》，本文也收入其中。 梁启超此次南方演讲安排得非常密集，有时候甚至一天一场，面对的听众也各式各样，文化层次和学术素养参差不齐。但曾以“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勉的梁启超绝不敷衍，不但演讲的题旨尽可能地切近对象，而且力求别具新意，态度也始终庄重亲切。例如，在本次演讲中，梁先生以职业态度为重点，就不是毫无来由的。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于1917年5月，主要创办人是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黄先生一生致力于推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1〕提倡“社会化”“科学化”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他曾针对一些职业教育者“非以职业为贱，即以职业为苦”的错误认识，提出了“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的重要观点。他为中华职业学校拟定的校训是“敬业乐群”，所谓“敬业”，是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所谓“乐群”，是指“具有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要有“利居群后，责在人先”的高尚品格。〔2〕他创办职业教育机构的目的，就是“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3〕当年梁启超曾参与过中华职业学校的创建，也是黄炎培先生职业教育理念的赞同者。由此不难推想，他以“敬业和乐业”作为这次演讲的题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誉之为“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并称之为“生平最受用的两句话”。但梁启超所提出的“敬”与“乐”，是以他的趣味主义教育观为基础的，和黄炎培的“敬业乐群”尽管看上去很相似，但还是各有玄妙之处，并不完全一致。 具体地说，梁启超所谓的“敬”，指的是“责任心”，“乐”则是指“趣味”。其实，早在这次演讲之前，梁先生便曾在多个场合阐述过类似的观点。他自称“常常把这两句话向我的朋友强聒不舍”，确也不是虚言。1921年12月11日，他应哲学社的邀请，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了《“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演讲，对这一见解的分析更为细致：〔4〕 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半生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 然而，深究之下便会发现，梁先生所谓的“责任心”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原则；而“兴味”或者“趣味”是属于个体的情感经验，两者在美学层面上并不一致。关于这一点，梁先生并没有作进一步解释，只是告诉听众，责任心和兴味表面上看是相反的，“但我常常把他调和起来，所以我的生活虽说一方面是很忙乱的，很复杂的；他方面仍是很恬静的，很愉快的。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5〕不过，尽管梁先生一再强调“责任心”和“兴味”同等重要，但从演讲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趣味”二字显然更为欣赏。甚至可以说，梁先生所谓的“敬业”，其实也就是“乐业”，因为只有在劳动中感到乐趣，才会对职业本身产生敬畏之心，才会忠实于自己的职业。而且在梁先生看来，劳作和游戏、学问、艺术一样，是趣味的主体，是“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6〕因此也可以说，相对于黄炎培先生对职业技能的重视，梁启超更关注的是职业教育的美学内涵，更强调对从业者审美情操的熏陶和培养。 梁启超曾经多次说过，自己是一个信仰和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并且作过一个很诙谐的比喻：“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面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在梁先生看来，“趣味”就是“快乐”“乐观”“有生气”，其反面是“干瘪”“萧索”。〔7〕他甚至将“趣味”上升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8〕但趣味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人觉得有趣，另一个人可能觉得无聊。甚至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兴趣也可能不断变化。而且并非所有的趣味都值得提倡，不同人的趣味也有高下之分。因此，梁启超认为趣味不仅有好坏之别，而且应该有始有终：〔9〕 趣味的性质并不见得都是好的，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酷的道德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 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