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docVIP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①任何现代国家的法律和道德都不可能分离，法治和德治都需要结合。在中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应当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相统一，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但是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深刻变革和社会快速转型的历史条件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应当坚持“法主德辅”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发挥法治和依法治国在管理国家、治理社会、调整关系、配置权力、规范行为、保障人权、维护稳定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德治国应当是依法治国的补充和助理。 　　一、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 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 　　在中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 　　一是道德的法律化，即通过立法把国家中大多数的政治道德、经济道德、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的普遍要求法律化，使之转变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拘束力的社会行为规范。一般来讲，道德是法律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道德所要求或者禁止的许多行为，往往是法律作出相关规定的重要依据，因此大多数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社会行为的立法，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结果。在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法律的源泉， 是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内在要求和评价法律善恶的重要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立法工作，不断加强民主科学立法，经过３０多年的努力，截至２０１２年５月，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２４０多部、行政法规７００多部、地方性法规８６００多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１］２４。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许多法律规定的 内容，都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道德法律化的积极成果。所以，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大多数道德已经法律化的意义上讲，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就是通过法治的方式实施以德治国。除非这种法律缺乏社会道德的正当性支持，如规定人口买卖、种族歧视、种族灭绝为合法，或者这种法律违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如法律允许个人随意剥夺他人生命、限制他人自由、侵夺他人财产，允许家庭成员乱伦、虐待、坑蒙拐骗，允许公职人员贪污受贿、欺上瞒下、以权谋私等等。显然，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法律（或某些法 律）是“恶法”或“非良法”时，依法治国就不能反映或者体现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正因为如此，我们讲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治国方略，其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基本要求是“良法善治”，而非“恶法专制”或者“庸法人治”。 　　二是道德的非法律化。道德与法律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大多数道德已经或可以法律化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少数或者某些道德是不能法律化的。例如，男女之间恋爱关系、同事之间的友爱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爱关系、孝敬父母的伦理要求以及公而忘私、舍己为人、扶危济困等道德追求，一般很难纳入法律调整和强制规范的范畴，使之法律化。在某些道德不能或不宜法律化的情况下，不要随意使这些道德问题 成为法律问题，以免产生“法律的专制和恐怖”。 　　三是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如中国关于“第三者”的刑事处罚、“见义勇为”入法、取消反革命罪、减少和废除死刑、无过错责任原则、沉默权等，都取决于时代观念情势变迁和立法者的选择。立法对道德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方式来实现某些道德的法律化，通过法律来确认和强化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诉求和规范实施。对于需要法律禁止和惩罚的败德无德行为，对于需要法律褒奖和支持的美德善德行为，都应当通过立法予以必要体现［１］２４。当务之急，应当进一步加强有关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方面的立法，制定诸如“见义勇为奖励法”等法律法规；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堵塞立法漏洞，加大对于违法败德无德行为的惩处力度。当然，立法对于“见利忘义”、“好逸恶劳”、“骄奢淫逸”等背离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能否用法律介入以及用什么法律、在何时、怎样介入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结论。凡是适宜用法律规范并且以法治保障或者惩戒的道德要求，都应当尽可能科学合理地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通过立 法程序使之规范化、法律化［１］２４；凡是思想范畴的内容（如认识问题、观念问题、信仰问题等）和不宜用法律规范调整的道德关系（如爱情关系、友谊关系等），立法应当避免涉足。 　　在一个文明国家和礼仪之邦，应当坚持“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帝国”应当有所节制，道德的存在应当有合理空间。在现阶段，既要警惕“法律万能”，也要防止“道德至上”。不是法律越多越好，而应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