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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对战争为何有着清明的忏悔意识 2012年09月17日来源：作者博客 　　这是第二次到德国，第一次是一九九二年应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已故)的邀请到鲁尔大学作学术演讲。因时间太短仅到大学所在城市科隆游览了两天。那一次最让我高兴的是见到从未相逢的莱茵河和大诗人海涅的故居，还有建设了好多世纪才完成的雄伟的科隆大教堂。 　　此次到德国，则是受纽伦堡爱尔兰根大学国际人文中心主任朗宓榭教授的邀请，前去参加高行健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来自亚洲、澳洲、美洲等处的三十多位学者，加上欧洲和德国本地的学者，会场上的“人气”很旺。这年秋天，欧洲的秋色仍然十分迷人，只可惜经济危机的阴影覆盖着整个大陆，让人感到时代的萧索。在这种情境下，德国的教育部还能资助召开这么一个大型的作家研讨会，实在不简单。在欧盟的二十几个成员国中，德国几乎可谓“一枝独秀”，强过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自不必说，它甚至也强于法国。我多次到法国，觉得那里的工人阶级仿佛已经消失，社会上只有旅游业、交通业、服务业、高科技等部门，所有的日常用品几乎都是“中国制造”或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所制造。连电灯泡也是中国制造。我和法国朋友开玩笑，“你们的光明来自东方”。其实，意大利、英国也是如此。据说英国的军装有一部分也是出自中国工人阶级之手。与欧盟诸国相比，德国倒是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工厂和制造业，工人阶级尚未消失。 　　爱尔兰根大学的所在地是举世闻名的纽伦堡。这个城市既是纳粹的摇篮，又是纳粹的坟墓。纳粹从这里兴起，又在这里接受历史的审判。凡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它的名字。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的文化协会大厅召开会议，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法律：《帝国公民权法》和《德意志血统和尊严保护法》，第一个“法”规定只有雅利安血统的人才有充分公民权，第二个“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籍和严禁德国人与犹太人通婚。这之后，纽伦堡政权还陆续公布了十三项补充法案，进一步剥夺了犹太人的新闻自由、娱乐自由和教育自由等，把犹太人打入贱民阶层。可以说，德国通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血腥之路，就从这里出发。这是人类最黑暗、最可耻的种族灭绝的死亡之路。我们在大学校园里开了四天会，还赢得许多时间与德国的朋友谈论历史。所有的德国朋友都对纳粹的暴行感到耻辱。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这一历史性的行为语言，典型地表明德国人具有真诚的忏悔意识。德国的忏悔意识，就是确认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乃是德意志民族整个集体的“共同犯罪”，是集体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和历史罪行，每个德国人都负有一份责任。不仅纳粹头子负有责任，普通老百姓也负有责任。这种意识是对良知责任的体认。二战后的德国知识分子和德国人能够真诚地下跪体认，这是德国真正的新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与东方都经历了大灾难，都经历巨大的刻骨铭心的死亡体验，但战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表现不同，直到今天，日本的政客还在年年参拜他们的靖国神社。他们只想向屠杀中国人的“战神”下跪，绝不在南京万人坑前的三十万中国亡灵之前下跪。和德国不同，日本对其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恶，一直死不认账。如此不认账，怎能“靠得住”?怎能让中国人放心?对待二战的浩劫和它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德国人有种诚实的态度而日本却没有。东西方两种行为语言表明：德国战后确实砍断了战争的尾巴，而日本人还保留着，甚至还翅得高高。 　　在纽伦堡与德国朋友的交谈，总是很高兴，也才明白他们何以具有如此清明的忏悔意识。他们说，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之前，即一九三二年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就获得一千三百七十万选票，二百三十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因此，可以说纳粹头子希特勒能登上“总理”宝座，是大家即当时的德国民众用选票把他选上的。纳粹党的名称多么好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是“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又是“工人阶级”。结果民众被迷惑了，他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最疯狂的呐喊和手中的“民主选票”把一个跳梁小丑般的暴君拥上历史舞台。今天，德国新一代不能忘记这一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狂热导致了罪大恶极的法西斯主义。 　　也许是受德国朋友的感染，我到柏林顾不得去逛大街和阅览博物馆、艺术馆，先去观看郊外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规模比不上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没有奥斯维辛那么多嚇人动闻的血腥故事，但毕竟可以再看一遍集中营的刑具、肤发、机枪和纳粹们如狼似虎的图片以及只剩下一张人皮的犹太人的照片。人类是不可以丧失纳粹集中营的记忆的。遗忘，就意味着堕落。倘若集体遗忘，那便是集体堕落。而堕落的结果将是重演惨绝人睘的历史。 观看了集中营之后，我们才放心好好地看了看柏林市，看看发生过著名纵火案的帝国大厦，看看勃兰登门和门前的喜剧性大街，看看让人想起种族灭绝的犹太纪念碑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