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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被前缘误 ——漫谈宋词中的几首歌妓词 ■崔长平 河南遂平一高（463100） 在我国的隋唐时代，随着宫廷燕乐（宴乐）的日渐成熟和臻于完美，导致与燕乐相伴而生的歌辞也愈加兴盛起来。燕乐，乃隋唐时代中原汉族俗乐与境外，尤其是西域，众多民族的俗乐（胡乐）融汇而成的新型的宫廷音乐，而这种歌辞，也就是后世称之为“曲子词”、“近体乐府”、“诗馀”、“长短句”的“词”。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言：“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只是后来随着文学体裁的丰富多样化，曲子词也逐渐脱离了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以长短句的形式而自成一体，也有人将其视为诗的别体。词在形式上的显著特点是“词有定格，句有阕”，因此要依照“曲拍调谱”来填制歌词，即所谓“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因此，制作曲子词须要“按谱填词”，或曰：“倚声”、“填曲”、“填词”等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忆江南》在调名（词牌）下就自注“和乐天春词，以《忆江南》曲拍为句”，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标明“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 隋唐时代，词本身就是一种诉诸视听的音乐舞蹈艺术，我们今天所说的“踏歌起舞”、“载歌载舞”、“且歌且舞”、“手舞足蹈”等等成语俗语，便是对此很直观、很形象、很具体的描述。随着宫廷歌舞表演艺术的民间化和普及化，许许多多赖此为生、以此为业的女乐倡优、歌伎舞女便从宫妓、御妓、官妓、营妓的专业化角色进而过渡到商女、歌姬、舞姬、侍妾、女奴、家伎、私妓、市妓的多元化个性身份，职业场所也随之从“女闾”、“教坊”逐渐转移至“烟花柳巷”、“勾栏瓦肆”、“秦楼楚馆”、“金粉秦淮”、“红灯青楼”。在唐代，整个社会更是盛行一种“尚文好狎”的世风，诗仙李白曾有“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的狂放不羁，诗圣杜甫曾有“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的怜香惜玉，诗魔白居易也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风流潇洒，诗人杜牧更是后来居上、独领风骚，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洒脱飘逸而青史留名。在两宋时代，诸如柳永、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晏几道、贺铸、周邦彦、秦观、辛弃疾、姜夔这样的政界名臣、文坛泰斗、诗人词家，他们既工于音律又擅长填词，与当时上层娱乐圈里的歌妓优伶更是保持一种相当密切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全方位涉入，遂使曲子词从通俗的“伶工词”演变到高雅的“文人词”。这不仅仅是个人生活方式的体现，而是以此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积淀与提升，更重要的是宋代盛行歌妓制度，文人士大夫与歌妓优伶的频繁接触完全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吴熊和先生在《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中就曾指出，词不仅涉及燕乐，“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与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的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而林语堂先生在论及文人墨客与歌妓优伶之间的关系时，更是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男人们认为让体面人家的女子去摆弄乐器是不合适的，于她们的道德有害。绘画和诗歌也很少受到鼓励，但是男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与艺术上有造诣的女性伴侣的追求，那些歌妓们都在这方面大有发展，因为她们不需要用无知来保护自己的品德。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料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陈廷焯《词则别调集》称赞其“运笔轻隽，用成语有弹丸脱手之妙”。词风不同于常见送别词的，而是，但由于，所以读来不但不觉粗疏，反而更感意味隽永“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功夫咒你。”李之问仪曹解长安幕，诣京师改秩。都下聂胜琼，名倡也，质性慧黠，公见而喜之。李将行，胜琼送别，饯于莲花楼，唱一词，末句曰：‘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复留经月，为细君督归甚切，遂饮别。不旬日，聂作一词以寄李云云，盖寓调《鹧鸪天》也。之问在中路得之，藏于箧间，抵家为其妻所得。因问之，具以实告。妻喜其语句清健，遂出妆奁资夫取归。琼至，即弃冠栉，损其妆饰，委曲以事主母，终身和悦，无少间焉。”名妓聂胜琼资性慧黠，李之问诣京师，见而悦之，遂与结好。及将行，胜琼饯别于莲花楼。别旬日，作鹧鸪天词李以置箧中抵家，为其妻所得，问之，具以实告妻，爱其词，遂出，为夫娶归琼，至损其妆饰委曲奉事主母终身，和好无间隙焉。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