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公权与私权平衡下的中国物权法.docVIP

构建公权与私权平衡下的中国物权法 申卫星 清华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公权/私权/公共利益/补偿标准 　　内容提要: 《物权法》乃是保护权利人物权、规范财产秩序之法, 然因物权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现代财产所有权社会化的结果导致《物权法》中蕴含了大量的属于公法范畴的强制性规范, 使得物权相较于其他私权而言更容易受到以保护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公权力的干涉和限制。《物权法》一方面要保护私人的合法权利不受公权力的过度干预, 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私权的过度滥用。《物权法》本身的实践需要构建一个公权与私权平衡的环境。 　　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在十届人大5次会议上高票通过, 这部法律被誉为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伞, 它的通过被认为是中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物权法》固然承载了如此崇高的法律意义和社会责任, 然而立法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实施以来, 全国各地法院先后审理了各类物权案件, 这部法律在实践的过程中是否起到了定分止争的作用? 当公民的私权利面对国家公权力的入侵时, 《物权法》是否如人们曾经期待的那样成为公民捍卫自己权利的武器? 不断出现的农民土地被强制征收、城市居民房屋拆迁、城管暴力执法等问题, 使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矛盾冲突数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 面对政府强大的公权力, 《物权法》能为私权的生存撑起多大的空间? 同时, 在舆论的过度引导下, 《物权法》又会不会矫枉过正地成为公民私权滥用的工具? 立法者通过《物权法》想要实现的“保护权利人物权”的立法目的, 如何在公权与私权的平衡下贯彻落实并最终成为社会生活的现实, 这正是笔者想要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公权与私权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 不存在关于个人及其权利的概念。 [1]在儒家文化所追求的中国社会格局中, 人格是道德成长和个性发展的问题, 培养美德重于追逐物质利益, 责任优先于权利, 个人应该服从一个较大的社会群体和它的权威、要求和目标。 [2]直到19世纪末期, 西方民主政治和民权思想传入中国。迫于当时政治混乱的压力, 近现代的思想家们急切的寻求着使中国强大的改革之路, 这些思想家从自己的传统以及西方的传统中选择了那些为他们意识到的迫切需要所服务的思想, 并修正了这些思想以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由于本世纪困扰中国政治的一直是国家的软弱贫困, 以及占主导地位和承袭下来的政治思想模式始终认为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所以, 个人权利被视为主要是为在混乱时期建立秩序和创设一个能够保护和发展民族的强大国家而发挥作用。 [3] 　　尽管这一时期改革家们专注于宪政民主政治制度的改良, 西方国家健全完整的法律制度也促进了中国私法领域的发展。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 改变了中国“以刑统民”的法制传统, 开创了民、刑分家的法制格局。“权利”、“民法上的权利”、“私权”与民主、宪政一起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929年—1931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典》, 标志着当时中国在西方先进法文化的移植与法律资源的本土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标志着具有近代私法特征的法律制度在中国的成长。虽然当时中国混乱的政治局势未能使这部法典得到有效的实践, 但是包括永佃权、地上权、典权、抵押权、质权在内较为完整的私权(法) 体系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包括《中华民国民法典》在内的《六法全书》。中国的法制从开放式的“西学东渐”转向对苏联法律体系的全面继受。1922年列宁对民法典草案的起草给予的指导性意见是: “不要迎合西欧, 而要加强国家对私法关系, 对民事案件的干预。我们不承认‘私的’, 对我们来说, 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是公法上的东西”, [4]“私法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 私法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抗性, 公、私法的划分也就失去了意义”。 [5]但是社会主义仍然无法彻底消灭商品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 也必须保证公民在最低的限度范围内对个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公有) 的私有, 还有婚姻、继承等等无法避免的民事纠纷, 都使我们无法从实质上消除公、私法的划分, 也不可能消除人与生俱来的私权的存在。但在当时国家已经尽可能地把私法和私权的范围压缩到极致, “民法”作为自主自治和自我负责的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在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它固有的属性, 私权被“民事权利”这样的中性词所取代, 个人利益完全被公共利益所取代, 为谋求公共利益而行使的国家公权力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先性。 　　无论我们怎么看待公法和私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都不能阻挡历史的进步。从1978年中国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