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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章程建设历程及路径探析 　　摘要：大学章程作为高校内部治理的“纲领”与“宪章”，是高校立校之本、治校之基，是大学法人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是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诸多现实原因，我国大学章程实施与其期望价值之间存在明显差距，高校面临“无章可循”或“有章难循”的现实困境，这一状况显然不适应国家对依法治校以及扩大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相关要求。因此，加强大学章程建设，首先应科学制定章程，使高校“有章可循”，其次应有效实施章程，做到“有章必循”，其三应着重突出章程特色，避免“千校一章” 关键词：大学章程；历史沿革；有章可循；大学治理 一、大学章程对高校治理的价值与意义 （一）大学章程是高校法人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提出大学的法人地位问题，随后，伴随《高等教育法》的?C布，大学的法人地位得以确认。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学法人只停留在形式上，法人制度尚未实体化。面对时代及高等教育发展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诉求，大学法人制度建设迫在眉睫。章程是高校的“宪法”，是高校治理的规范性文本与主要依据，也是学校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体现。章程作为大学治理之“法”，在外部法律关系上赋予学校独立的法人资格，寻求大学与外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合理定位。在高校内部法律关系上，章程是保护学校内部不同利益主体权利的“权利法”；是规范高校内部秩序的“组织法”，确定了党委、校长以及教授的责任范畴，解决决策权及执行权关系不明晰等问题；章程还是“程序法”，推动高校日常教学及科研的有序运行。建立并完善高校章程是大学法人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大学有了规范的法规文书，其办学才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大学章程是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基本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借鉴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权力一元化，在高校管理中，政府集各种身份于一身，不仅制定教育的大政方针，还对学校内部事务进行过多干预。改革开放后，伴随教育体制改革，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主权，但由于长期受官本位思想及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政府仍未彻底转变其角色定位与管理职能，大学自主权十分有限。为改变现状，扩大及落实大学自主权，逐步实现大学“有限自治”，必须将政府干预过多过细的现状转变为依据法规文本对学校进行规范管理，因此，需要建立高等教育的法制模式。此外，章程通过规定学校的办学宗旨、领导体制、财务制度、教职工与学生的权利与义务、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等重要内容，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及大学自治提供了制度规范 （三）大学章程是维护高校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 学术自由是高校发展极力维护的核心价值，打击或压制学术自由等同于破坏学术，而学术的破坏无异于对大学的摧毁，因此，高校治理中无论是理念层面亦或实践层面均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学术自由，以保证高校发展不偏离学术宗旨。大学章程作为高校内部治理的规范与纲领，与学术自由的关系不言而喻。2005年《吉林大学章程》颁布，在维护学术自由及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方面影响深远。该章程规定了各级学术及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权，在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为学校学术活动及学术事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规范与保障；章程还吸收了其他知名高校的管理经验，指出学院可根据需要建立教授会，并根据学院制定的教授会章程开展工作，此规定将教授会的设立以及运行模式的决定权赋予各学院，为学院探索自主管理的有效模式提供了制度空间；此外，章程对师生权利的规定以及对教代会等相关机构权责配置的要求均反映出民主管理的思想 二、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书院学规（亦称作训示、馆规、教条、学约、揭示等）是我国大学章程的萌芽。书院产生于唐，繁荣于宋，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学术研究及教育机构。书院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制定成文条例，以便规范其日常管理，这些成文条例也就是书院规程，它具有高校章程的原始属性，因此，有学者将其看作我国高校章程的特殊起源。如宋代朱熹编制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可谓书院发展史中的规程典范，不仅对书院教育，而且对当时及以后的官学教育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揭示》对书院的办学宗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过程等均有相关规定，与现代大学章程有一脉相承之处。但由于此时的书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且书规中多为概括性的纲领要求，因此，书院书规并不等同于大学章程 晚清时期，大学堂章程的具体内容更为繁多，条目更为分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梁启超以东西洋各国大学制度为参考，草定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其具体内容丰富全面，涵盖八章五十余条，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夯实了基础，有学者将其视作我国近代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高校章程。然而，此时的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