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淡生死与尊重一切生命.docVIP

看淡生死与尊重一切生命——许立冰老师《HARRY POTTER》读后感 ·波特》系列其实很沉重，也很黑暗，不是因为黑暗势力的强极一时，而是因为死亡是其中挥之不去的主题之一。很少看到一本儿童书籍会笼罩着如此深重的死亡阴影，会这么郑重其事的谈论死亡，除非只关心情节，否则很难不去掂量死亡的恐怖、思量生命的意义，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到的，更别提儿童文学了。 罗琳为什么在写给孩子们看的故事里烙上这么压抑的主题？——死亡在《哈里·波特》里决不仅仅是一味调料，它是主料，或者说，《哈里·波特》就是一首爱和死亡的协奏曲，勇气、友谊、智慧、爱情是其中的华彩乐章。 当然可以说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单身妈妈，失业失婚，穷困潦倒，英国那臭名昭著的冬天里连取暖费也交不起，若不是对女儿的爱，罗琳已经挨不下去了。在这样的境况里构思的故事自然逃不过沉重黑暗的阴影。 可是，对死亡的关切本来也是罗琳的思想的一部分，有人采访她时说，若是真的有厄里斯魔镜，她会对早逝的母亲说什么。她回答说，除了告诉母亲自己的近况外，会问母亲一个一直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死亡究竟是什么样的？ 人生之中，有几个问题是不能自问自答的，倘若不当心问了，回答时最好浅尝即止，否则不是成为人类的精神导师就是因为命太薄扛不起哲学家或宗教大师的光环而发疯。罗琳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死亡究竟是什么？这不是罗琳个人的问题，这是人类一直以来的问题，历史上无数哲人智者孜孜以求死亡的真相。死亡——生命的终结——凸现了生命的意义，并由此引发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季路问死，孔子给了一个很滑头的答案：“未知生，焉知死？”古罗马的诗人说：“生命是什么？死神会客室外片刻的等待而已。”而莎士比亚，他让哈姆雷特站在舞台上, 说了几个世纪的“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题外话，德国的哈蜜瓜觉得“Sein oder nicht sein，das ist die Frage”念起来铿锵有力，所以德版《哈姆雷特》比英文原著更好）。 生命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三大宗教都有自己的解答。佛教有轮回和涅磐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基督教的答案是地狱、天堂和炼狱，回族穆斯林认为死亡是连接今世和后世的桥梁，安拉“使人生，使人死”，死亡即“归真”——“我们是真主的，我们统将归至于他”。 不同的宗教对死亡各有各的描述，不过有一点是共通的——死亡是避无可避的，无论如何看待生和死，老人必然会死，小孩也有可能夭折。人死不能复生，对所有人来说，死亡都是未知的，因而是可怖的，至少是令人踌躇的。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会带来各种各样不可测的可能，所以对孩子进行生死观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死亡的不可知，生死观教育着眼的不是如何死，而是如何活。古今中外都有人把追求长生不死当成了生活目标，但社会的主流态度显然是在知道永生不可能之后妥协了，转而追求不朽。 中国人不朽的途径有三条：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为了不朽，可以在认定一个自己或别人认为崇高的目的后，克服生的本能，从而放弃生的选择，主动追求死亡，也就是亚圣所言：“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自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生死观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观点，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恐惧到了司马迁那里转为对死亡价值的判断——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由于政府掌握了话语权，对“义”、“君子”、“重于泰山”的标准可以一锤定音，所以几千年朝代更迭，改不了的是对儒家生死观的推崇，这种推崇在以前教育部号召全国的少年儿童学习赖宁用生命扑灭山火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当然，经历过文革的人肯定还记得号召学习少先队员刘文学为了保卫集体的辣椒、上海知青金训华为了保卫集体的木头光荣献出生命的事迹，那比宣传赖宁的手法还要大张旗鼓、轰轰烈烈，不过由于文革是集体非理性时期，所以本文只从文革后谈起）。这样的生死观教育：以革命/集体/理想的名义，号召青少年慷然赴死，不知道鲁迅先生倘若还活着会怎么说——他最痛恨中华民族的某部分人一到最危险的时候便鼓吹“木兰从军”、“汪琦卫国”这种站在道德的高地上，用女子和儿童的血肉来筑成长城的做法。 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再后来，根据这部法令，赖宁的宣传画从中小学校舍的墙壁上消失了——鲁迅若是得知这个进步，会不会觉得自己“救救孩子”的呼吁终于得到了回应？不过，若是有人觉得生死观教育从此走向人性化的方向了，未免低估了儒家观念对国人的影响。 几年前，就在松江大学城，一个风华正茂的高贵生命陨落了，大二学生汪洋目睹有人扒窃手机后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见义勇为奋起追赶小偷，当小偷躲入网吧卫生间的时候，汪洋紧追不舍，被小偷用小刀捅入心脏大量失血不治身亡，那个名叫韦风华的小偷后被抓获，公审判处死刑。汪洋是高尚的，他曾经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