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理性与宽容-面对联合行动权的行使论文.docVIP

　　刑法的理性与宽容:面对联合行动权的行使论文 .freeling)行为进行区分。他认为,反常越轨者(Aberrant deviant)是些基本上接受社会规则的合法性但却因个人目的而违犯的人。大多数犯罪行为归入这一类。实际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赞同反常越轨,即使是越轨者在大多数场合也不赞同。不遵从越轨( nonconforming deviance)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不遵从越轨者相信规则是坏的,以至于有必要通过蓄意地和集体地违犯它而向它进行道义上的挑战。同希望隐瞒其行为的反常越轨者不同,不遵从越轨者吸引人们对其行为的注意。他们的目标不是个人得失而是改变规则。这类越轨是一种良知未泯的行为,而这里的良知则基于一定的社会理想。不遵从的越轨者常常被他们的支持者当作英雄,而且,如果他们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就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持 7 ( P1207) 。在当代社会,联合行动是不遵从越轨的方式之一。 联合行动,除了极端的反社会的行为外,作为一种社会表达意愿与诉求的特别方式,往往爆发于某些社会问题极度累计的严重时期,极易引发国家与社会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关注并坚定解决的决心,尽管有时也会引发相反的结果———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即便是犯罪,也有其“积极”的价值,即它告知人们,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某些环节甚至是在某些制度层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所以,联合行动具有提醒与警示的作用,就像暴力有时也能起的提醒作用一样。学术研究表明,在美国,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便是暴力,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有助于其目的的实现。整个美国,特别是国会,对市中心贫民区黑人的境况极少关注,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系列的暴乱使美国城市的真实情况显露出来。死亡和破坏很恐怖,但看起来还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唤起媒介的、公众的和政府的注意。暴乱在这种情形下“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它引发了改进美国的逐渐衰退的城市的一次巨大的———如果不是很成功的———努力。当美国在里根—布什时代“忘记”了市中心贫民区的时候,新的暴动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提醒者的角色 13 ( P1390) 。 犯罪有时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它可以提供一定的信息。它说明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很好,还有某些群体,出于绝望或犯罪的动机,会触犯法律以造成某种改变。当面对这些国内骚乱时,一个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压制它,并惩罚一小撮“激进分子和闹事者”。可以肯定,确有一些煽动者要故意挑起事端,但人们愿意卷入其中的事实应给当权者一个信息:什么事情出了问题 13 ( P1390) 。 在此情形下,社会对此(无论是一般的社会问题还是犯罪问题)必须寻求问题的根源所在以及解决纠纷的基本对策。“虽然很难说越轨是人们想要的,但是,社会学家相信它有时确实有助于社会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并朝理想的方向变化。” 7 ( P1210)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行动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矛盾与不满的集中暴露过程。 对于国家,问题不在于冲突与纠纷的暴露以及如何压制这种暴露,重要的是暴露的问题应当如何进行反思并寻求解决的机制。由联合行动引发的矛盾与纠纷的冲突乃至解决过程才是社会进行自我修复、自我整合乃至自我制度创新的绝佳机会与内在动力。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不断展开的矛盾与问题及其解决的过程,才使新的制度与秩序得以不断催生并奋力前行。 再次,联合行动,尤其是在宪法秩序范围内的联合行动权的行使可以起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本身具有宣泄社会不满的功能,从而降低社会的不稳定系数,并从根基上稳固社会并强化社会的宽容意识。 联合行动权的行使往往与一定的社群组织有关,而一定的利益集团所构成的社群组织往往可以分解已经集中的矛盾与问题。几乎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被疏离的人们,他们感到为政府所遗忘或歧视。利益集团通过向这些不太高兴的公民提供一种“安全阀”———发泄抱怨和挫折的合法渠道,从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糟糕的水暖设备和蟑螂而光火的房客可以组织起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而不用将自己的挫折感演化为暴力行为 13 ( P1210) 。 无论是上访、静坐、集会、结社,还是游行与示威(除非那种赞同型的联合行动) ,本身就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群体、或者社会利益性集团的组建来宣泄社会的不满能量,只要其在一定的框架内进行就应该对社会具有意义,或者说这种行动本身对社会来说就是一种必要的安全。利益集团的成长,对国家与社会来说,增加了消解社会问题的有效渠道。因为当一个社会拥有合法有效的制度宣泄渠道或问题解决机制时,这个社会往往是较为安全的。否则“当一个集团对传统的政治渠道和行为模式失去信心时,他们往往视暴力抗议为惟一的选择。” 13 ( P1209)制度化的宣泄因为释放不满而稳固安全。 当然,联合行动权的行使可能引发一些问题,甚至一定的社会震荡。然而一定的震荡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必需,只要这种震荡没有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