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思蕊：从智障少女到特奥使者.docVIP

贾思蕊：从智障少女到特奥使者 　　2004年3月4日首都机场，一位精神矍铄满头银发的美国老妇紧紧拥抱着一位中国少女，不住地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一定会的……”这位90岁的老人就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妹妹、国际特奥会的创始人、名誉主席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女士，为她送行的是一位19岁的北京智残女孩。 　　两天前，胡锦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接见了施来佛率领的国际特奥会代表团。随同人员指着这个女孩向胡锦涛主席介绍说：“这是获得特奥会冠军的贾思蕊。”贾思蕊礼貌地说：“胡主席好。”胡锦涛主席握着她的手笑着说：“好啊，你这个特奥会冠军现在有什么想法？”贾思蕊落落大方地说：“我希望中国所有的智残孩子都能在2007年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特奥会。” 　　在场的人都笑了...... 　　 　　哪个学校要我们的孩子 　　 　　1984年12月8日，10点多钟，一个6斤重的女孩出生了。当大汗淋漓的李佩琴看着护士抱来一个胖乎乎、大声啼哭的孩子时，她和丈夫贾建章幸福地笑了。 　　孩子刚抱回家，全家人已把名字起好了――思蕊，一个清秀文静的名字。思蕊6岁半前，谁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上学后李佩琴每天接送，渐渐地，她发现孩子不爱说话了，经常用摇头或点头回答问题，情绪显得很低沉。老师在家长会上说，贾思蕊上课坐不住，也不听讲，叫起来一问三不知，每次考试都是班里最末一名。李佩琴回家问思蕊：“你爱上学吗？老师好不好？同学对你好吗？”思蕊看着妈妈，半天不说话。贾建章在一旁心疼地说：“别问了，孩子还小呢。”李佩琴看着思蕊毫无表情的脸想，也许孩子太小了，大点就好了。 　　那年思蕊留级了，可复读后还是跟不上。她脑子非常慢，好像不会转弯，甚至连最简单的10以内加减法也算不清。李佩琴是个急脾气，总认为孩子不用功，一看不及格，就忍不住打她。每次小思蕊都捂着屁股哭喊：“妈妈，别打了，下次我一定好好学。”可话说了，功课还是跟不上，而且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爱说话。老师不断地找家长，说这样的学生再念下去，要影响全班的成绩。李佩琴很着急，亲朋好友出了许多主意，但都不奏效。 　　终于有一天学校又把李佩琴叫去，教导主任郑重地对她说：“根据以往经验，我们怀疑贾思蕊智商有问题，您应该带她去查一下。”李佩琴则认为孩子小，学习还不入门，老师不喜欢，同学歧视，她自然对学习有抵触情绪。不管李佩琴怎么解释，学校坚持要智商检测证明，否则就勒令退学。李佩琴不甘心，带着思蕊又去了别的学校，转学要考试，但思蕊面对那些曾经学过的简单的题还是不会。 　　1992年李佩琴夫妇带思蕊来到北医三院，经过检查测试，孩子的智商在正常与不正常的临界状态，医生和他们说，如果再不注意开发，就会成为弱智，目前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症治疗。 　　那一瞬间，李佩琴觉得地眩天转，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竟是弱智！弱智，不就是傻子吗？想到这儿，她忍不住痛哭起来，贾建章也被这诊断吓懵了，他强忍泪水，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扶着妻子，一步一踉跄地走出医院。后来他们又去了两家医院，诊断结果一样无情。 　　夜深了，楼里一盏盏灯都熄了，惟有李佩琴家的灯还亮着，她和丈夫坐在女儿床边，小思蕊怎么办呢？学校不要了，放在家里又不行，带她上班吧，每天早出晚归挤公车，孩子怎么能像大人那样天天折腾呢。思来想去，李佩琴觉得只有自己退职，贾建章也觉得这是惟一的办法，为了孩子只能这样。 　　自从知道思蕊脑子有毛病，他们就更加疼爱她了。两人都是工人，合起来才千八百元收入，但别的孩子有的东西，他们也想方设法给思蕊买。第二天，李佩琴精心给小思蕊梳好头，又特意给她买了一身新衣服，凭着自己的一点文化，从认字记数开始教她。思蕊的记忆力确实太差了，教起来特别费劲，往往第一个字刚学会，再教第二个字时，没念两遍，反过来再认第一个字，又忘了，10以内的加减法，怎么比划也弄不明白。几个月过去了，思蕊对学习还是一窍不通，性格也更加内向了。他们看着整日孤单沉默的孩子，觉得她应该和小朋友在一起，不能总圈在家里，可哪个学校要这样的孩子呢？他们四处打听，最后终于找到西城培智学校。 　　 　　这是最好的学校 　　 　　西城培智学校是北京成立最早专收弱智孩子的学校，这里的孩子或先天愚型，或后天外伤造成弱智，或遗传基因造成的傻子，或患孤独症等。大的20岁，小的7岁，学校上午文化课，下午活动课，孩子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体育、音乐、美术、手工等兴趣小组。学校实行10年教育制，使用特殊教材，孩子10年级毕业后，最好的可达到正常孩子4年级的水平。 　　这里的孩子朴实憨厚，直来直去，一个心眼，从没有大欺小，自私的事。比如老师教他们上车要给老人孕妇让座，结果孩子们只要看见有人站着，就马上让座，弄得售票员都挺心疼。有位老师新烫了发，她班里一个孩子就认定这不是自己的老师，哭着喊着要找那个不烫发的